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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明霞
也许是皮尔·卡丹寄托着国人最初的时尚启蒙记忆，而悍马触及了国人心底留存的权力崇拜，所以当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民营企业跳出来，要买下这两个附着着中国人复杂情绪的品牌时，一时间激起掌声、板砖与唾沫齐飞。这其中，我们听到板砖远比掌声响亮。
而在此之前，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果汁被否、中铝注资力拓无疾而终、达能与娃哈哈大打官司与口水战、联想成功买下IBM的笔记本业务、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却铩羽而归………知名品牌——本土的与国际的——之间近几年越来越活跃的并购故事，虽然各有情节、各有结局，却都免不了引来各方的无限解读和焦虑过度。
什么来头、为什么要买、为什么要卖、买得起吗、管得住吗、用的着吗？——一桩并购交易，双方主角的背景、动机、手段、能力，都被放在全民的目光下接受是非对错的审判，这在最近的两桩并购案——中国民营企业竞购法资服装名牌皮尔卡丹与美资汽车品牌悍马的过程中，演绎到了极致。
舆论对这两桩并购案中的买家——没什么名声和来历的民营企业，大都充满了怀疑与嘲讽：
他们出身平平——做代理出身，不懂品牌，从未涉猎过汽车业。他们动机不纯——并购是虚，炒作是实。他们钱多人傻虚荣心强——买的是过气的品牌，被淘汰的技术，他们“被洋人忽悠了”。他们能力不够——不可能让这些牌子在中国再创辉煌……
这些口气听起来就像是父母对待青春期早恋的孩子，怀疑他们的判断力和自制力，认定他们对自己、对爱情都一无所知，所有的举动都出于无知且盲目的冲动，并必然酿下苦果。
但企业并购，这种在商业世界历时已久、每天都在上演的最平常不过的交易，显然不是中学生的早恋游戏，而是成熟个体之间基于市场规则，凭借各自商业嗅觉与判断力、魄力、甚至想象力作出的自主选择。这正是商业的本质——自由的、你情我愿的交易。彼之砒霜，也许恰是我之蜜糖，杰出企业家最难以复制的特质就是其于垃圾中发掘珍珠的眼光与勇气，以及敢于为自己的错判承担后果的胆量。
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像担心早恋的孩子一样担心这些看起来冲动的民营企业家，更不必要动用家长的权力，剥夺他们选择和行动的自由。而是应该拿他们当成年人看待，给他们自己做决定的自由。他们可能愚蠢、可能犯错，但只要在市场与法律的边界之内，他们或保守或冒进、或纯洁或阴险的兼并收购，都应该被尊重。市场自会对所有行为给出最后的评判，而不是舆论或政府在事先行使裁判权。
央视主持人芮成钢说，他有次见澳大利亚朋友时问到，“为什么不把矿山卖给我们？你们这是保护主义。”对方立刻反唇相讥：“你们才是贸易保护主义，你们连瓶果汁都不卖，还想买矿山。”这个玩笑生动地体现出，企业间的并购交易如今已经变成全民过问的公共事件，就像成年人之间的婚恋选择，被舆论当成了中学生早恋。
截至目前，上海中服已经宣布并购皮尔·卡丹获得了政府审批，而腾中重工收购悍马的申请还未有音信，吉利要买沃尔沃的故事也刚起步……我们希望，无论政府或者舆论，在面对企业的并购冲动时，能够放下焦虑和担忧，多给他们建议和帮助，而不是质疑和阻力。只有这样，才是回归商业的本质，才是顺应全球化的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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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明霞 实习记者 李彦桦 北京报道
心跳100之后的抉择
经济观察报：你是从2007年底开始筹备开心网的，当时经济其实已经开始恶化了。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离开新浪网自己创业？
程炳皓：07年的时候，除了少数先知先觉者，大家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还有很多人认为情况很好。我其实没有什么意识，我不炒股票，也不懂资本市场，不太清楚整体的经济形势，所以我没有去管它。我当时只是感觉互联网还是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在技术和服务创新上，还有很多事情可做。
经济观察报：那你是怎么瞄准了SNS——社区网络服务这个领域的？觉得这个领域是蓝海吗？
程炳皓：其实在我们之前，已经有非常多的公司做过SNS。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领域已经没有空间了，不会有新的进入者，进入者也不会成功。当时有不少人跟我说，你做这个事情很奇怪的，这已经是个成熟市场了。
当时大家好像都认为，SNS只有学生有需求，只能从学生做起。但是我们觉得，中国的白领们应该很有这个需求，白领这个市场没有开发。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大中城市的经济发展已经非常好，白领们的生活很富足，但是他们的精神压力很大，其实他们很需要跟朋友们多一些交流和沟通，需要更多的乐趣，缓解压力。所以我们设想做一种比较轻松的互动，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就开始做了。
经济观察报：当时你有专门研究白领这个群体吗？比如他们的上网时间、消费能力、偏好等等？
程炳皓：没有特别研究，就是一个感觉。我在大公司工作了很多年嘛，我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么一个粗略的感觉。说实在的，我们其实更多是技术人员，也不懂市场，你说做市场研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经济观察报：你在新浪工作了十年，最后做到首席技术官，是什么时候动了自己创业的念头？
程炳皓：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创业，我周围很多朋友去创业了，我都没有想过自己也去。我觉得创业听起来是个很神圣的词。
经济观察报：神圣？还是很困难，风险很大？
程炳皓：神圣吧，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做那么神圣的事。当然现在我已经不觉得神圣了。实际上，我一直非常想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做一些很好的产品，让很多人愿意用，对很多人有帮助，我的想法无非是这个。
后来新浪决定做搜索，我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碰到了很多问题。当时做这件事情，弄到我的眼睛看不清任何字，一进办公室我的心跳就100次，我已经做到自己的极致了。但是公司后来从战略上考虑终止了这个项目，我是觉得在做这个项目过程中，体会到了大公司创新的困难。那之后我就特别肯定要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经济观察报：你希望自己能主导？
程炳皓：碰到那么多问题，对我来说等于这条路死了。既然这条路不通，我就很快下定决心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经济观察报：这时就对SNS感兴趣了吗？当时facebook已经很火了，是否受了它的启发？
程炳皓：我是在2006年底开始想做事情的，我也看了facebook，当时我也有facebook的账号。但主要是我在新浪后期的工作经历，给我心态上一个全新的变化。
过去我太注重于结果。就是说我一定要把一件事情做好，我一定要怎么样。这跟有的人说我一定要挣到多少钱，或者我一定要追求到什么东西是一样的，把自己的幸福和人生都寄托在一个这样那样的结果上。新浪搜索那件工作以后，我认识到这样子是不对的，我经过很长时间，在苦恼当中反省这一点。
经济观察报：这种转变是你自己想明白的，还是在那期间有什么书、什么事、什么人启发了你吗？
程炳皓：实际上我看各种书。当时如果说有的话，有一本书确实对我有比较多的影响。我当时看的一本书叫《阳光心态》。
经济观察报：写这书的是什么人？
程炳皓：是一个管理学教授。经济观察报：你那时候开始读很多管理学的东西了吗？刻意地去读？为自己创业做准备？
程炳皓：我并没有刻意地去读，实际上最初是别人推荐给我的一篇文章。作者吴维库是清华大学的管理学教授，但他这本《阳光心态》其实不是讲管理学，而是讲心态，我觉得写得挺好的。并不是说我的心态完全等同于那本书，但是你问我在那个阶段有什么特别有印象的，就是这本书。
经济观察报：那本书里面有“人生开心就好”这样的话吗？
程炳皓：他说，人生要保持阳光心态。
经济观察报：那“开心网”这个名字，还是后来你自己想的？
程炳皓：对，我把它提炼出来，叫开心。我觉得其实中国人讲，人生开心就好，这句话是说，你不用管外界是怎么样的，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你开心不开心还是取决于自己。
比如说，你中了一千万，也不一定是个开心的事，刚开奖了你很兴奋，然后就会有烦恼，会有很多事发生，比如会有很多人跑来向你借钱。我看到很多报道说，中奖之后，一年两年之后，那些人的钱都没了。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抱着什么目的，不要因为什么原因，你要先让自己不因为什么原因而开心起来。不是因为中了一千万而开心，也不会因为钱没了而不开心。不管碰到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哪怕你生病了，或者无法左右的事情，你都应该让自己有一种比较好的心态。
《阳光心态》那本书讲了很多安抚人心的案例。其实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想法。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怎么样，你主观上高兴就好了，不要还费劲去想一个什么道理，通过什么手段、达到什么目标才高兴。
比如说，你想着，我没钱买车，不开心。然后，你就想，我还有钱打车啊，那个人只能骑自行车，我比他强，这么一想又开心了。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非找个自己比别人优越的理由，才让自己开心起来。这个也不健康，很脆弱。万一哪天你更穷了，也不能打车了只能骑自行车，然后你又想，那个人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他只能走路。这么下去，那不是真正的开心。
其实我们开心网做的很多东西，就是让人获得快乐，而且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开心。
那么延伸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让人开心？
我有次看到成龙在一本书的序言上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人的一生往往被事业和爱情这两件事弄得疲惫不堪，但友谊却是上天对人类的最大恩赐。对于满身伤痕的俗世凡人，友谊是抚平伤痕和重新注入动力的仙丹良药。
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其实我们大部分不开心真的可以归结到爱情和金钱上。爱情和金钱这两样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得到满足。金钱这个东西，标准是变的，你现在一个月挣一万块钱，不满足，想挣一千万，这个追求是没有顶的。爱情也一样，追求有时候是痛苦比快乐多。那么如果你一直被金钱和爱情牵着，你就失掉了对于现在拥有的时间的享受。我觉得成龙讲得很对，友谊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而且单纯的友谊是没有功利的，是一种没有理由就让你快乐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在开心网上你动我一下，我捏你一下，就很开心。
程炳皓：对，其实就是这样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创造新的GDP出来，没有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单纯的人际交流，一种轻松的互动，让大家快乐起来。
经济观察报：你当时这种心态的转变，是怎么跟你创业的念头相结合的？这些想法是怎么变成开心网的？
程炳皓：这肯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缓慢发生的过程，一开始并没有想一定能够做出什么东西来。这个过程很难说清楚。
经济观察报：就是心态先有了。
程炳皓：对，而且事实上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碰的结果。
“打开你的心”
经济观察报：那么“开心网”这个名字是你什么时候想出来的？
程炳皓：我给网站起名字，就叫开心，这应该是我2007年就想好了这个名字。其实“开心”这两个字，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打开你的心”。你看这两个中国字，其实它的意思是，你想开心嘛？就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心，你就快乐了。你想一下这种状态，我们的心是打开的，对朋友打开你的心，对世界打开你的心。所以我们觉得开心这个词，很好地浓缩和概括了我们理想中的人生状态。
经济观察报：按照你的说法，开心网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社交，是朋友之间交往的一个平台和小社会。但是它的迅速崛起，很多人是被那些插件游戏所吸引，这跟你们当初的目的有偏差吗？
程炳皓：其实这两者不矛盾，我们是想提供一种轻松的互动。我们想，怎么样有一种轻松的方式，让朋友之间互动和快乐呢？如果让大家正儿八经地去谈话，肯定很难得到快乐，白领在工作中本来神经就绷得很紧。这些小游戏，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放松，放松之后让你的心情更好，工作效率更高，它本质上是一种朋友间的交流，跟游戏其实不一样。游戏的体验，你对比一下，玩的时候会很紧张，你想争取一个结果，要把级别提高，要不停地打关，不停地追求，就像赚钱一样。而好友买卖，它虽然也有身价，但是钱并不是目的，我把你卖成奴隶，我让你给我洗衣服，它主要的乐趣在于，这是特别亲密的感觉，是表达我对你的亲近，我喜欢你，关注你，所以把你弄到我身边来。
经济观察报：但是，在这些游戏风靡一时之后，一些人没有之前活跃了，用户在开心网上的时间少了。
程炳皓：我觉得这很正常。我们网站的本质就是一种社会网络，用户上开心网一个基础的动力是在于，我要跟朋友在一起，我要看看朋友在干什么。游戏只是一个辅助。好友买卖这些是非常新鲜的乐趣，这种体验，或者说，其实任何体验，过一段时间就会厌烦。但是开心网更基本的东西，是跟朋友联系。
赚钱不急
经济观察报：开心网截止目前最新的数据，注册用户是？
程炳皓：注册用户4500万，每天都上开心网的有1200万，平均每天新注册的用户是20多万。
经济观察报：这跟你们的预期相比如何？
程炳皓：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设想的了，后来实际的发展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通过朋友告诉朋友，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主要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做得比较好，它能比较快地发展。经济观察报：据说互联网的铁律是，只要你的用户量足够多，你的广告、收入都会随之而来，商业模式也会越来越清晰？
程炳皓：对。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用户量做到100万以上，就足够支撑这个网站活下去了。现在开心网都4500万用户了，你现在开始考虑怎么赚钱了吗？
程炳皓：我觉得，我也没有做过销售，不懂销售，赚钱是销售他们的事。如果销售做的不好，那我换一个吧，呵呵，其实我很信任我的两个销售。
经济观察报：可是你是公司的CEO啊，你又不是壹基金。
程炳皓：嗯，我不是做慈善。其实我想做的事情，并不是要赚多少钱的一个事情。我是非常想做一个很好的产品，被很多人用，能对这些人有帮助，这个对我很重要。那么现在我做的还算顺当，很多人喜欢，我就想把这个东西做的更有意思，让更多的人来用。这个目前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公司肯定是要挣钱的，但是我觉得，只要对很多人都有用的东西，赚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不要对这个事情太着急。
经济观察报：用户量越来越大，必然就有商业回报了？
程炳皓：也不可以完全这么说。也要看你的用户规模有多大，你提供的是怎样一个需求。
也有很多用户量很大但是不赚钱的例子。比如像email，没有任何一个网站靠email能够盈利，所以也不是绝对的。但我觉得，至少开心网，我们只要能够让越来越多的白领用户在上面，他们需要我们的服务，那我们的商业发展是很正常的事。经济观察报：那么你现在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技术、产品开发上，吸引更多人用开心网，而不是去跟广告商、风投他们谈？
程炳皓：对，我主要还是关注怎么样让开心网做得对用户更有帮助，更有用，更能吸引用户。在这方面，不管产品还是技术，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其他的，我并没有花太多的精力。
经济观察报：刚才你也说了SNS市场已经很成熟，那么开心网在崛起之后，未来三年五年再往下走的话，主要靠什么和其他这一类社区网站竞争？
程炳皓：第一，我觉得是我们网站的定位和理念，就是“开心”这个理念；第二，就是我们的产品，是我们吸引用户的一个原因。但是现在，应该说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那就是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很大的白领用户的网络了，当你已经拥有一个很大的用户群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之一了。
跟facebook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QQ和百度也有很大的用户群，他们如果做社区呢？
程炳皓：你去那里是搜索的、或者看新闻、聊天的，虽然用户很多，但是能不能把他们都转换到社区里去？很多门户网站都开始做社区，都有可能会做好，但并不是说，有了足够的用户量就一定能做好，还要看你能不能把他们搭成一个网络，在一个社区里活动。目前来说，白领这个群体的网络，就是在开心网。
经济观察报：抛开白领这个身份，你们有没有用户调查，哪一类人会特别喜欢上开心网？内向的？比较闲的？或者是喜欢玩、喜欢交朋友的？
程炳皓：我当然希望各种人都喜欢。我们为什么跟facebook不一样呢，在facebook上，人和人其实是很深入的交流，但是在开心网上，是一种非常轻松的互动关系。我觉得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中国人和美国人很不一样。零点调查的袁岳在一个讲开心网的节目上说，中国人天生普遍比老外更矜持。因为我们的教育更多是鼓励你去学习知识，并不是让你去社交。这形成中国人普遍地跟人打交道比较内敛，比较拘谨。而美国人恰恰相反。所以facebook在国外非常火，而开心网更适合中国人。经济观察报：这是你在开心网火了之后总结出来的呢，还是最初设计这个网站的时候就意识到了？
程炳皓：之前就是模模糊糊的，算是后来总结的吧。但也不光是我的总结，也有别人总结告诉我的。
经济观察报：可是facebook用户都两亿多了，还没怎么赚钱。
程炳皓：其实SNS这个市场上很多都早已盈利了。日本的前几大社交网站，他们有的靠广告、有的是跟运营商合作收费挣钱，盈利状况都很好。所以，我想纠正一个认识，认为SNS都不盈利。
至于facebook，我也不算非常了解，我只能说这是我的猜测。我觉得facebook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平台战略，他们花了很大精力要去做平台，这是非常困难、也非常有风险的，做成了是石破天惊的事，他们想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就像微软一样，他做一个系统，让别人去开发软件，我认为这是非常有雄心的追求，大家都在这个平台上，你获益我也获益，但是，获益最大的当然还是做平台的人。所以，虽然很多人说，你赶紧赚钱吧，一般的人都会趁这么多用户赶紧赚钱，但是他并不在意，他就是把精力放在了这个平台战略上。
经济观察报：那开心网呢？有这么伟大的战略追求吗？
程炳皓：呃，我们其实没有特别伟大的战略，我们主要还是追随用户对我们的指引吧，我们在产品方向的把握上，更多的是听用户的。
你看我们网站首页上有一个给我们提意见的链接，就是用户哪个地方不高兴了，会认真地写他们的意见给我们。这些都很有用的，这可以说是指引我们方向的一个东西。至于平台战略，还没有。
经济观察报：开心网在馨雅大厦那边小破办公室创业时，是拿你的300万个人积蓄，现在搬到这边更大更新的地方，是用你们的广告收入租下来这边的办公室吗？
程炳皓：不是，这是用我们的风险投资。北极光给我们了第一笔风险投资，第二笔风险投资怎么样我一直没有对外面讲。我们自己目前的收入还比较少，不足以支撑我们每个月的运营成本。经济观察报：找你们的风投肯定不少吧？
程炳皓：现在都不谈了，钱够。以前谈，很累，我没有兴趣老是谈那个，我不擅长。
开心转身
经济观察报：当年在新浪最后的日子里不开心，现在在开心网你开心了吗？
程炳皓：至少我是希望能达成这样的理想境界，不管干什么都开心。我希望跟我做不做开心网、怎么做，都无关，我自己能始终保持一种开心的状态。当然我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是我的心态肯定比在新浪好多了。这是很多朋友对我的感觉。经济观察报：你创办开心网这个过程，有没有经历很多不开心的事？
程炳皓：从那会儿到现在，我肯定是要面对很多新的东西，但是我在新浪的时候，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的转变。
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典型的性格很内向的人，那时候跟你说话我会脸红，就是专门写程序的，每天想着编程，跟人不太接触，并且是个完美主义者。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在做决定时会不停地问你，希望尽量地搞清楚一切条件才做决定。我就是这样子。但是在现实中你不能这样，现实生活的问题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说，你要找个人结婚，你完全了解这个人了吗？你在不可能完全了解的情况下，还是要做决定。
我在新浪工作那么多年，到后来成为技术主管，就要做很多沟通和管理的工作，这个过程中要做很多调整，可以说是一些跨越，很大的跨越，需要很大的努力，甚至可以说很痛苦。
经济观察报：放弃完美主义的这个追求很痛苦？
程炳皓：不光是这个，我只是举了这个例子，事实上你要做很多改变。改变总是困难的，很难受，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是愉快的。
那么离开新浪做开心网，也需要比较大的变化，经历了很多，比如说，我要跟一些人接触，谈一些以前根本没有接触到的事，我不擅长，只好硬着头皮做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受到的刺激还是没有在新浪大。
经济观察报：你欢迎这种改变和调整，甚至是刺激？
程炳皓：还可以吧。其实每个人特点不一样，从人性上，每个人都不愿意改变，但是有的人改变会容易些，有的人改变会很难受。我自己是在这两极当中的一端，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改变，但是我确实在心态上要求自己要改变。我说了，打开你的心嘛，就是碰到什么事情，该接纳的就接纳。
经济观察报：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不愿意变的，在你性格当中比较执着的东西，比如说，我就是非常热爱技术，我就是不喜欢销售，我也不喜欢看股票，不关心资本市场。
程炳皓：我觉得，我根本上还是树立一种信念，就是最终要把事情做好，所以为了把事情做好，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改变就改变，没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没什么是不能改变的。到现在我也还没有了解股市，如果说将来有一天，为了把事情做好，需要这么做的话，我就会努力地去尝试这么做。如果我发现我确实做不好这个东西，我就请别人来做。
经济观察报：你对一些经典的、热门的管理学和营销学的书很感兴趣吗？会读很多《基业常青》这类的书吗？
程炳皓：不是特别关心热门的，《基业常青》是新浪发给我们看的，我觉得写得还挺好的。如果你问我管理学的书，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是德鲁克的书。
经济观察报：德鲁克是你特别推崇的管理学大师吗？
程炳皓：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称他为大师，这世界上大师也太多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一个努力把事情想明白的人。
经济观察报：这是你比较推崇的品质？
程炳皓：对，他是真正地努力把事情想明白，经历很复杂。但是他一直有一种追求，要把事情做好，他很认真地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么一种品质吧，他的思想没有什么障碍，不受什么东西左右，他努力去想清楚每一个问题，独立思考。
经济观察报：除了德鲁克，国内外的企业和企业家，你有没有特别欣赏的？
程炳皓：我好像都没有特别了解的。我觉得很多人都挺好的，如果我说推崇一个人，一家公司，我必须对它有很深刻的了解，现在我觉得我都没有，所以我说不出一个特别的。经济观察报：你说德鲁克的优点，在于他每件事情都想得很明白，每件事情都做的很好。那么你现在对于开心网，对于自己的生活事业，都想得很明白了吗？
程炳皓：我是说，他努力地去想明白每一件事，并不是他把每件事情都想明白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我也努力想明白每一件事，但是想明白的程度和德鲁克是不一样的，他比我们强一百倍。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实事求是，不要人云亦云，独立思考，去努力想明白每一件事，这个很重要。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很容易被别人引导。
经济观察报：你自己在开心网有几个账户？北京的程炳皓我搜到好几个。
程炳皓：我只有一个账户啊。
经济观察报：就是特长一段声明不加陌生人那个？
程炳皓：对，因为陌生人加我的太多了，这个我受不了的。
经济观察报：你自己一般都在开心网上面做什么？买卖朋友？
程炳皓：呵呵，我其实跟你们记者比较像，我用开心网更多是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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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霞/文
开心网的神奇崛起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个意外，包括程炳皓本人。如果不是在新浪碰到一堵沉重的门，程炳皓可能永远也打不开开心网这扇窗。
但并非每一个遭遇“此路不通”的人，都能迅速走出一条宽敞大道，尤其是，当你选择的不是无人之境，而是一条已经拥挤的街。
背负着模仿者、后来者的名声，开心网在短短17个月内吸纳了4500万注册用户，日登录人数达1200万，紧随百度、腾讯、新浪、淘宝这些已在互联网业耕耘多年的大佬，跻身Alexa全球网站流量监测排名的中国前十。虽然像互联网业的许多新生儿一样，这家不到1岁半的网站目前还在“穷”开心，远未将它的人气变成财气，但在“得用户者得天下”的网络世界，它飞速壮大的黑马姿态，已无人可小觑。
位于北京西三环金源时代商务中心B座11层装修一新的办公室，现在还散发着甲醛味。在西四环馨雅大厦那个寒碜的诞生地蜗居一年多之后，开心网终于用来自风险投资的一笔钱搬进了这处崭新的办公地。虽然远不比聚集在中关村的那些网络大佬们阔绰，但终究是体面了许多。员工也从最初创业的6个人，扩张到现在的70余人。
就是这70余人支撑着这个日网页浏览量超过10亿次的庞大网络——在Alexa全球网站流量排名的前100位，只有一家网站跟开心网一样员工不足100人。而在这70个人当中，做销售与行政的不过3、4个人，员工主力都是做产品开发、网络维护、客户服务方面的技术人员。
“你可能会忽视技术因素，其实技术因素非常重要，”程炳皓说，“这么大规模一个网站，每天有1000多万人在线，给技术带来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要保证每一个用户在这里有非常好的用户体验，它需要一个非常强的技术系统去支撑。”
其实不用程炳皓宣讲技术在这家公司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开心网的创始人，程炳皓本人的出身、志趣、气质和追求，都让这家公司反传统商业的色彩昭然若揭。不熟悉市场、不重视管理、不关心销售、不着急赚钱——这些致命伤原本会让一个CEO一无是处，但程炳皓竟然就是带着这些“缺陷”一手打造起了中国最大的在线社区服务网络（SNS）。
不能说开心网是程炳皓无心插活的柳树，但开心网的成长显然没有遵循任何商业计划书的指引，它是一次精神危机后的产物，它是程炳皓顺从自己模糊的感觉找到的方向。
每个人的一生都难免遭遇精神危机，有人从此放弃理想，有人因此走向宗教。而程炳皓这个程序员出身的工程师，则从此走上了自己创业的道路。2007年，程炳皓已经是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新浪网的首席技术官。因为新浪终止了他付出巨大心力的搜索业务，让程炳皓心灰意冷，从未有过创业野心的他，因此萌生了“自己做点事情”的念头。
比这个创业念头先行建立的，是他崭新的人生观。痴迷于技术与互联网产品开发的程炳皓，在一段痛苦的自我反省之后意识到，其实自己“非要做成功某件事”的执拗，跟那些一心要发大财、当大官、得到某个女人的追求并无本质差别，“都是为某个目标所累，”因而忽略了对生命中每个当下的珍惜和享受。
不像很多企业家从小就有创业梦想，或者被某个创业者的故事所激励，程炳皓在创业念头蠢蠢欲动时，是从一本心灵鸡汤类的书，以及一位动作明星的话里得到灵感，（那本名叫《阳光心态》的文章中提到两个人，为了提醒自己要时刻保持阳光心态，分别给自己养的狗起名为“放下”和“开心”）从此确立了自己的“开心哲学”，进而创办了开心网。
开心网的口号是：人生开心就好！这个初听起来稍嫌肤浅、颇有迎合这个消费时代的快乐崇拜的理念，其实浸含着程炳皓对自己之前人生态度的痛苦反思：该放下的放下、该改变的改变、该接纳的接纳，打开你的心，面向朋友，面向世界，无论遭遇什么，让自己保持没有理由的快乐心态——这个比俗世观念高一点点、比宗教姿态低一点点的领悟，是程炳皓创办开心网的精神武器。
程炳皓说，互联网本质上是关于人的产业，跟文化、心理、习惯有关，互联网的一切产品与服务，也都应该围绕着对人的了解和理解。他认为，这就是在中国互联网业总是本土互联网公司取胜的原因。即使外资企业是新进入者、即使中国公司常常是追随外资企业的模仿者，最终赢得最广大的用户的，总是本土互联网公司。所以，虽然百度和谷歌都是做搜索，虽然facebook和开心网都是做社区网络，背后乃是气质和追求截然不同的公司。
如果不是在互联网这个行业，如果不是在这个后工业时代，很难想象程炳皓这样一个纯粹的技术男，能在创业的路上走的很远。开心网的成功是个十分简单的“技术+理念”的故事，它省略了工业时代一家企业的所有中间环节，是一家与市场、成本、采购、制造、运输、营销等等这些传统制造业领域的概念，都相去甚远的极度扁平化的公司。
程炳皓不了解宏观经济、不关心资本市场、不跑银行借贷、不拍地囤地，也不钻研那些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的故事，他只专注于白领在开心网上的用户体验，“我们不创造新的GDP，也没有为人类制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只是想通过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让大家更快乐。”
程炳皓津津乐道于他的“开心哲学”，以及他对互联网产品、技术和服务开发的痴迷，而不是管理和赢利。他挠着脑袋想了半天，也说不出一个让他推崇的企业与企业家的榜样。不是因为他傲慢，而是因为他“并不了解他们”，他心中没有一位企业家楷模或者互联网英雄，因为他典型的理科生特质，决定了他只关心自己手中的事，对外面的世界和别人的事都没多大兴趣。
而程炳皓身上这一切反传统商业的工程师气质，在这个信息时代反而成为优势。
Cooper公司创始人Alan Cooper在他那本著名的《交互设计之路——让高科技产品回归人性》中说：当今世界，最为关键和昂贵的产品基本上或完全由软件组成。软件不需要原材料，没有制造成本，也没有运输成本，不需焊接，不需捶打，不需喷涂……这就是造就了新经济的信息时代。
Cooper说，在这个新经济时代，能够成功的有两类人：理解商务的技术专家，和懂技术的商人，“他们具有敏锐的商业眼光，懂得信息的威力，他们将主宰当代商业”。
从工程师转身创业者的程炳皓，显然属于此列。信息时代和互联网产业给了程炳皓扬长避短的机会，让这个技术男“用技术生产快乐”的理想得以实践。
当然，开心网闹心的事情绝不比开心的事情少：跟山寨开心网（kaixin.com）的官司还未了，程炳皓对此一语带过，“他必须停止他们的不正当竞争”；许多用户在最初的乐趣过去后，对开心网游戏的乏味感正在蔓延，如何避免开心网在迅速崛起之后迅速沉寂，是程炳皓面临的巨大挑战；而一些用户因沉溺开心网引发的负面影响，也正销蚀着开心网的形象，对此，程炳皓正考虑用更多技术手段解决。
程炳皓自己在开心网有950多位好友，他的日记更新不多，但是转帖频繁，参与的投票也不少，他还在最近成为灰太狼、麦兜和《南方周末》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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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见孟京辉电影《像鸡毛一样飞》海报上的两句话：魔鬼问，你要不要幸福？你想不想成功？。。。我心中的魔鬼其实有更多问题终日纠缠。。。有人云，诗是心灵的叹息。。。那这几行叹息，算得是诗了么？。。）
魔鬼问我：
你要不老的身体
还是不灭的灵气？
魔鬼问我：
你要安静的生长
还是绚烂的绽放？
魔鬼问我：
你要众人对你遥远的仰慕
还是一人对你贴身的爱护？
魔鬼问我：
你要做明媚晨光中挥舞长枪的唐吉珂德
还是幽暗古堡中终日思索的哈姆雷特？ -
文/程明霞
廖一梅说，这是迄今为止她创作的惟一一部让她想落泪的戏。而我在昨晚看到一大半的时候都还在捧腹大笑。媒体的宣传已经让我基本知晓了故事情节，直到那一幕开始之前我都愿意承认这是一部好看的戏，却绝不相信这会是一部感人的戏。
微妙的、浓烈的感觉从高辕生日的那幕戏开始发生剧烈的转折。生日派对上的高辕还是一幅吊儿郎当的样子，举杯纵饮，心情舒畅，——在小优来以前。
当门外传来报信声：一个姑娘手拿鲜花来了！高辕立刻一跃而起指挥他的伙伴们奏乐迎接拿花的姑娘。在人进来之前，高辕已经自信满满地闭上眼睛、张开双臂等待那个熟悉的、期盼的身体的热烈的拥抱了。
然而并不是小优，小优最终都没出现在高辕的生日晚会上。高辕等到夜半时分，也没等来即使是可以日行千里的小优的鬼魂。
一切的荒诞、玩世不恭、逢场作戏、心怀鬼胎，都在这一刻改变，进入一种真实的、痛彻心扉的情境。——动什么都不愿动感情、从不对生命有任何要求的高辕发现自己真的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小优，他需要小优，需要小优陪伴他过生日、需要小优的拥抱和小优对他心脏的甜蜜的亲吻。而一旦他有了这些需要，他立刻感到疼痛如排山倒海般涌来。
“换给我心脏的那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大学教师，30岁，有个年轻的未婚妻，叫沈小优。”
知道这个事实比小优没有去他的生日晚会带给高辕的打击还要大！“没有比欺骗一个骗子的感情更不道德的事了！”从高辕此处痛苦的呼喊开始，你真的快要潸然落泪了。
我在之前的报道里就看到这句话，当时很纳闷这是什么意思。到昨晚此幕时，我才明白此中含义。从来都在玩弄别人感情的感情骗子唯一的一次惊心动魄地动情，却是被别人欺骗的结局。“没有比欺骗一个骗子的感情更不道德的事”，这是高辕对自己绝佳又绝望的讽刺。
小优也同样痛苦。她以为忠于那颗心脏就是忠于从前的爱人，不论这心脏装在哪个躯体里。而当她发现自己爱上了这颗心脏新的躯体的时候，她也困惑了害怕了。她发现即使高辕的灵魂装在另一个躯壳里，即使高辕的眼睛、眉毛、鼻子都变了，她也爱这个人。她不再是因为守候这颗心脏而无法放开这具躯体。两个人都在自己的内心挣扎。再次见面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放松。
高辕：你宁愿和恐龙作伴也不是我。
小优：恐龙是安全的。
高辕：所以它们灭绝了。
小优：今天你没有请到女护士一起吃饭吗？
高辕：没有，所以又想起了你。为什么失约？为什么不带着你的菊花来赴约？
小优：我的礼物从楼梯上摔下去，打碎了。
高辕：说谎，你想我吗？
小优：不。
高辕：不？这倒是我很少听到的回答。
编剧安排的最终结局是抚慰人心的。小优终于敢于面对自己真实的感情，也终于让高辕相信她爱的是他，他的充满风情的嘴角和俏皮话，而不是他胸口那颗别人的心脏。高辕也因此获得心脏、躯体和灵魂的重生和安详，在“爱情、痛苦和劳作都入睡，黑夜转动它那看不见的轮子”之时，纯洁如一只琥珀般在小优身旁入睡。
其实《琥珀》并不如《恋爱的犀牛》给我的惊喜多。也许因为已经见识过了孟京辉戏剧的各种丰富的元素，所以看这部戏的感觉并不像当初看《犀牛》般给我强烈的刺激和震撼，虽然《琥珀》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表演都更优于《犀牛》。
但这确实是部出色而感人的戏剧。与《犀牛》一样，它混合了各种毫不相干甚至乱七八糟的信息、情绪和元素在其中，但包裹的却是一个非常简单而朴素的爱情故事。而孟戏剧最出色之处就是，给这个被各种光怪陆离的元素所包裹和掩盖的爱情故事赋予了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爆发力。故事主人公的心灵和情感都热烈、饱满、激烈到极端与疯狂的地步，爱情中每一点非常非常细微的疼痛或欢喜对孟剧的主人公而言都是直触骨髓、浑身颤栗般的感觉。
观看孟京辉的戏剧，让人呼吸紧张又酣畅淋漓。在这个股票市值、银行存款牵引城市人呆滞眼球的年代，孟剧让我们重新渴望深情和疯狂。 -
契诃夫有句名言：写作的艺术就是写短的艺术。我有一句与此神似的名言：穿衣的艺术就是穿少的艺术。
夏天是我一年当中最喜欢的季节，因为只有夏天可以充分实践和实现我的这句名言。裙子更是我最喜爱的服饰，尤其是那种吊带、露背、齐膝、质地柔软、色彩清爽，而且没有拉链、扣子、腰带，可以直接套头就穿上或脱掉的裙子。
不知这是否暗示了我内心某种隐秘的暴露欲。虽然我这种喜好确实是种本能，但它并非那种渴望被关注与重视，于是以曲线吸引视线的弱势女性的本能，而是种摆脱束缚的本能。
我最坏的毛病之一就是，一定要在家里穿很少（冬天的话也至少要非常柔软宽松）时才能写出文章的开头来。而在报社穿着工作场合的规矩得体的衣服时，我总有种大脑、心灵、思维、想象力都被束缚的压迫感，以致于我只能写些支离破碎的句子，却根本无法完成一篇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新闻稿。而只有在家里，穿的尽可能宽松尽可能少时，我才有种灵感和灵魂都被解放、心灵和大脑都重获自由的写作激情。
衣服实在是讨厌的夏娃犯下的最贻害子孙的错误，让人类的身体从此徒加如此沉重的负累。海子说，上帝拿海鸥当他的游泳裤。那我可否选择青山绿水做我的连衣裙？
可惜冰冷麻木的报社才不管你写作时穿的如何创意或者干脆赤条条，他只要在每个周五早晨看到稿子。所以胡扯就此打住，写稿子先。
我是纯粹胡扯。但契诃夫是对的。穿衣当然不可少些、少些、再少些，但稿子一定要尽量短些、短些、再短些。 -
阿飞对于记者与编辑的关系曾有过一个非常动人的描述，他说：编辑永远是记者的第一位读者，所以记者一定要牢记，你的报道首先要努力打动你的编辑，只有赢得编辑，记者的报道才有可能去征服更广大的读者。
这个比喻曾让我非常心动，让我有种拿稿子给编辑修改，就象拿情书去征服心上人般的感觉。
但我现在越来越悲伤痛苦地发现，记者和编辑的关系远没不是这么浪漫的说。倒是男友一句突发奇想的玩笑话，用来形容记者与编辑的关系或许更加恰如其分：“记者是编辑的通行证，编辑是记者的墓志铭。”
不巧男友也是位编辑，所以我常在编辑让我痛苦不堪又无处发泄时，只好冲他大喊：“哼，我是你的通行证，你是我的墓志铭！”
我想编辑与记者的关系，大概和广告与内容之间的国家与教堂之争一样，都是现代媒体作业中无法调和的矛盾。
有朋友说，博客最爽的地方就是自己写的东西再不用被编辑蹂躏。在宋老师精心翻译的这部《全能记者必备》里也提及，西方记者也毫不客气地称编辑的工作无非就是：化神奇为腐朽。可见记者对编辑的不满情绪也是个全球性的普遍问题。
其实就现代先进传媒的运作理念而言，编辑被认为毫无疑问应当是记者的主导，是一份刊物运行和记者行动的指挥中心，即所谓的“编辑主导制”。在运作高效规范严格的西方媒体里，记者或许真的会落到编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编辑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悲惨境地。
但问题是，究竟怎样的编辑才足以担当这般决定记者生杀予夺的主导？
其实我从不排斥自己的稿件被改动，我非常信奉这本《全能记者必备》中的另一句话：“写作的精髓就是修改，反复修改。”我从未觉得自己的哪篇报道牛到可以不用再改动半个字。相反我是个通常都对自己所写东西很没自信的人，我非常需要编辑，需要外在的视角对我的文字有一个理性准确的判断。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觉得自己比其他记者都更加依赖编辑。刚工作时初出茅庐的我，完全无条件的以服从编辑作为我采访写作的最高准则。因为那时我根本还未形成自己的清晰而坚定的新闻观，编辑的喜好和要求就成为我唯一能追求的标杆。
但现在想来这其实是件想当危险的事。因为无论多么出色的编辑也都是会有局限的，都会有自觉不自觉的个人特点，记者如果不幸遇到的是一个有某些严重缺陷或偏颇的编辑，那对一个记者的成长与新闻观的形成也许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所幸我刚工作时合作了两年多的编辑，是位头脑卓越、思路清晰、且对文字与报道有着严格而高尚的标准的人。所以直到现在我仍受益于他当时对我的“主导”。
其实在我逐渐有了自己清晰而顽固的新闻观之后，也就是在我不再盲从编辑之后，我也从不排斥与我新闻观念完全不同的编辑。我相信新闻观与世界观、人生观、爱情观一样，都是个人选择而无所谓对错优劣。但我永远也无法理解对文字毫无感觉与敬意的编辑，永远也无法宽容编辑对文字麻木粗糙的态度。没错，经济报道需要编辑有专业的经济知识，法制报道需要编辑有丰富的法律常识，但无论什么领域的报道，都需要编辑拥有对文字的敏感、热爱和耐心雕琢的素质。我觉得其他问题都可以在与记者的沟通中很好地解决，唯有对文字缺乏感觉与审慎态度的编辑，对这份以文字为生的职业而言绝对是灭顶之灾。
不过，无论依赖也好、抱怨也罢，我想记者与编辑之间的芥蒂终究是一份媒体的“人民内部矛盾”。国资委官员在聊起下岗职工的问题时对我说：“小程啊，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用人民币解决，你懂么？”
有道理！不知报社有否想过也用人民币来解决记者与编辑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 -
文/程明霞
我一直牢记阿飞编辑曾经教导我的一句话：“写一个立意高远的开头！”
自此之后，一篇报道要如何开头，就成为每周写稿时最困扰我的问题。我总是在稿子的主题、内容与基本的逻辑框架都了然于胸后，却因为无法找到一个“立意高远”的开头而无比抓狂。没有满意的开头，下文的思路就难以顺畅。于是每周四晚上男友每隔一两个小时问我：“哎，写多少了？”我的答案常常都是：还在想开头呢！怎么开头呢？……
阿飞好像从来就没告诉我对于一篇新闻稿而言，究竟怎样的开头才能、才算“立意高远”。但我现在真是厌恶极了报社大多数稿子（包括我自己）那种以一句毫不出彩的引语开启全文的庸俗开头。
周末心血来潮，拿出《霸王别姬》的DVD重温。看完后亦犹未尽，于是拿出书架上《霸王别姬》的原著翻开，没想到一打开书页就被李碧华惊艳的开头震翻了：
“婊子无情。
戏子无义。
婊子合该在床上有情。
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
每一个人，有其依附之物。娃娃依附脐带，孩子依附娘亲，女人依附男人。有些人的魅力只在床上，离开了床即又死去。有些人的魅力只在台上，一下台即又死去。一般的，面目模糊的个体，虽则生命相骗太多，含恨地不如意，糊涂一点，也就过去了。生命也是一出戏吧。……”李碧华这女人真是妖冶到骨子里了。陈凯歌一定不能忘了集万般赞誉于一身的影版《霸王》，要分一半的军功章给李碧华。电影中最经典的镜头之一：蝶衣（张国荣饰）在段小楼（张丰毅饰）与菊仙（巩俐饰）热拥离开后，妆容未卸，披散着长发颓丧地坐在化妆镜前时，镜子里突然出现一对抖动的翎，然后袁四爷（葛优饰）那张让人喷饭的脸从翎中浮现出来……这极富想象力的一幕，原是李碧华的书中的原文，却并不是陈凯歌的功力。看到原著此处，我开始怀疑自己先前是否高估了陈凯歌在电影《霸王》里显示出的水准，有些加分之处，或许是应该加给原著作者李碧华的。
看到《霸王》原著慑人心魄的开头。我又想到了自己写作开头时的焦灼，想到了阿飞那句“立意高远”的教导，继而想起了无数曾经震憾过我的作品的开头。即使我自己还写不出一些惊世骇俗、立意高远的开头，今天愿将我能想起的一些印象深刻的作品开篇摘录于下，算是给这些伟大的开头们致敬。
刚才说到陈凯歌。陈凯歌除了拍电影外，自己也写过一本小册子，《少年凯歌》。本职是导演，张的文字当然不足与李碧华相比。但其文字流露出的思维深度和审美高度，还是很令我吃了一惊。这本不足200页的小书，开头就颇为不俗：
“一九六五年，我十三岁了。我开始在人前饶舌，又在饶舌者面前假装沉默。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经想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原谅在过去，不是这个理由。因为你确实已经十三岁了。十三岁时反生的事情永远也忘不了。
特别留下印象的事，有两件。一件在夏天，另一件也在夏天。……”“一件在夏天，另一件也在夏天。”——陈导还不忘向我们伟大的精神导师鲁迅爷爷致敬。
有人说，再伟大的真理，重复千遍也会变成陈词滥调。何其有理！同样，再经典的开头，被引用千遍的话，也会变得庸俗。而最经典、也最多地被引用、于是变得几乎庸俗不堪的开头无疑就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
“很多年以后，在面对枪决行刑队的时侯，奥雷连诺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马孔多是个二十户人家的村庄，一座座土房都盖在河岸上，河水清澈，沿着遍布石头的河床流去，河里的石头光滑、洁白，活象史前的巨蛋。……”
我不知道那些频频以“很多年以后，……”开头的人，究竟有多少真正读完了《百年孤独》的全文。至少我就没读完。不是因为不好看，我在一次临睡前一口气读了80多页之后，睡着就梦见自己坐在一把可以飞翔的椅子上到处游玩。真是一部非常吸引人的小说。但第二天上班后，面对真实的世界，所有的奇幻都被抛诸脑后，所以至今也没读完后面的部分。没准儿再读下去，我就会梦见自己变成了骑着扫把满世界飞翔的胖女巫。
即使这个开头已被滥用到极限，但在看到王家卫《东邪西毒》的开篇：“很多年之后，我有个绰号叫做西毒，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只要你尝试过甚么叫嫉妒。……”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开头！
另一个同样被滥用至庸俗的开头，当然是狄更斯的《双城记》那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开头：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
尤其是在财经报道领域，无论是股市危机、金融体系、国企改革或任何公司报道，你无一例外都可以引用这段著名的开头。甚至连我们敬爱的吴敬链老师也在他的《中国经济改革》中写道“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这个开头如此被滥用，以致于淹没了《双城记》中间那一段我认为最动人的文字，就是卡顿向马奈特小姐表白的那部分。此处不再详述。还是说“开头”。
另一个被广泛传诵的开头，却还没有如“很多年以后”与“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般被滥用，因为这是个无比独特的开头，没有那两个开头那么具有普适性。那就是杜拉斯的《情人》（当然一定要是王道乾先生的译本）的开头：
“我已经很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侯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本小说里还有无数令人无比眩目的叙述和文字，但好像都无法超越这个无与伦比的开头了。
另一个杰出的开头，已经完全成了一句无人不知的名言，它的原出处反而几乎被人遗忘。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妻子发觉丈夫和他们家从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她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和他再在一个屋子里住下去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简直成为所有婚恋题材的文章都必不可少的一句话。
除了杜拉斯的《情人》，另一位“情人”的开头，也出乎我的预料。我原听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部情色小说，结果在一个周末晚上一口气读完之后却大失所望。在我看来，书的内容完全是个英国愤青的咒怨之语，实在没啥子情色或色情可言，从它的开头就能看出来：
“我们本来就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因此我们不愿危言耸听地说什么大灾难已经来了。我们在废墟中，开始树立一些新的小建筑，怀抱一些小希望。这是很艰难的工作，现在是没有可以通往康庄大道的路了……我们只能迂回地前进，或攀越障碍而过。尽管披荆斩棘也要活下去。……”
这样的开头简直让人怀疑这是部部励志小说了。其中所谓的愤青与情色的言语，无非是这些吧：
“总之，一切都有点可笑，或十分可笑。一切都权威的东西，无论军队、政府或大学，都可笑到极点。”
“‘但是，你总相信点什么东西吧？’
‘我？啊，理智地说来，我相信要有一颗善心，一条生动的阳具，锐利的智慧，和在一位高尚的妇女面前说‘妈的！’的勇气。’”这样的情色小说，甚至还不如俺们朴实的陈忠实写的《白鹿原》更有味道。《白鹿原》的开头曾被评论家赞誉为是《百年孤独》似的开头：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娶头房媳妇时他刚刚过十六岁生日。那是西原上巩家村大户巩增荣的头生女，比他大两岁。他在完全无知慌乱中度过了新婚之夜，留下了永远羞于向人道及的可笑的傻样，而自己却永生难以忘记。一年后，这个女人死于难产。
第二房娶的是南原庞家村殷实人家庞修瑞的奶干女儿。这女子又正好比他小两岁，模样俊秀眼睛忽灵儿。她完全不知道嫁人是怎么回事，而他此时已谙熟男女之间所有的隐秘。……”中国另一个与陈忠实相似的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的作家是路遥。没有看过《平凡的世界》与《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人，一定不会被《平凡的世界》这个平凡的开头打动：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濛濛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经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
这确实不算得多么杰出的开头。但你如果真的看完了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或者起码你看了几万字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手记》，你就能体会这个开头其实孕育了多少无法言说的深沉的内涵。
比起陈忠实、路遥这些一身泥土气息的老作家，中国新一代先锋作家的作品，则在开头充满了蛊惑人心的神迷力量。来看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开头：
“1965年的时侯，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屋檐滴水所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我的逐渐入睡，是对雨中水滴的逐渐遗忘。应该是在这时候，在我安全而又平静地进入睡眠时，仿佛呈现了一条幽静的道路，树木和草丛依次闪开。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
余华的文字，仅仅是文字，传递出的流畅舒爽的感觉就让人难以抗拒。且这里暂不多论他作品的内容。
而另一位深得人心的“痞子文学”的开山鼻祖王朔，就更善于在小说一开头就牢牢抓住读者的心了。《过把瘾就死》的开头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这是她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
她向我提出结婚申请的时侯，我们已经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朋友。……”好晚了，困。另一些开头不再细述详细，仅列于其下，以示致敬。
李碧华《青蛇》的开头：
“我今年一千三百多岁。
住在西湖一道桥的底下。这桥叫“断桥”。从前它不叫断桥，叫段家桥。
冬天。我吃饱了，十分慵懒，百无聊赖。只好倒头大睡。睡在身畔的是我的姐姐。我们盘蜷纠缠着，不知人间何世。……”
《盗版天鹅湖》的开头：“我是魔鬼的女儿，我叫奥黛尔。
黑夜赋予了我美丽，我在午夜的时刻苏醒，仰起头，两颗星星落在我的眼睛里。第 一朵夜的玫瑰吸收月华造就我无双的身体，千万条地狱的怨魂凝成我不灭的灵气。我轻盈的迈步，在暗夜里，去寻找那个将被迷惑的生命，用他新鲜的血液，涂抹我的嘴唇。……”埃里奇•西格尔《爱情故事》的开头：
“一个姑娘二十五岁就死了，能说她点儿什么呢？
得说她美丽。人也聪明。得说她爱莫扎特和巴赫。也爱‘披头士’。还爱我。……”刘小枫《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经脉》的开头：
“卡夫卡初见菲莉斯小姐就印象不佳，觉得她清癯而骨骼宽大的脸把木然表达得过于淋漓尽致。
虽然如此，卡夫卡还是与菲莉斯订了婚。
卡夫卡不在乎女人的外貌，而是看重内在气质？
这次订婚在1914年的五月底，七月卡夫卡就提出解除婚约。这时，卡夫卡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诉讼》。卡夫卡一心想当作家，已经写过、也发表过不少作品。但《诉讼》是卡夫卡写作的一个决定性的新开端，这部长篇叙事作品蕴含的意味是他的作品前所未有的。……”罗素《罗素自传》的开头：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对人类苦难的痛彻肺腑的悲悯，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
我寻求爱情，首先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强烈以致我经常愿意为了几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的其他一切。……”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开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
加谬《西西弗斯的神话》的开头：“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命题，那就是自杀。”
……
读到震撼人心的开头，有如看到一见钟情的恋人。只一眼，只一瞬间，就定格了一生一世无法忘怀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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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明霞
“有人说，真正的爱情背后没有秘密。
说这话的人，既不懂爱情，也不懂秘密……”
这是一个多么香艳的故事！
米夏由男孩成为男人的过程，堪称一场完美的成人礼：春意萌动的季节，大病痊愈的体魄，更衣室里的惊鸿一瞥，少年青涩又蠢蠢欲动的年轻身体，在女人成熟且芬芳撩人的肥沃土地上，获得了最满足的吐露与倾泻。
那一年，少年15岁，女人36岁。
15岁的中学生米夏和36岁的公车售票员汉娜在偶遇相识后的第三面就初次云雨。一个是探索两性未知之谜的青春期少年，一个是身体饥渴富饶的中年单身女子，两人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就干柴烈火般酣畅淋漓。
多像那部经典老电影《毕业生》中的本杰明和罗宾逊夫人啊。一个看来还不懂爱情，一个想必已不相信爱情，15岁米夏与36岁汉娜那些云雨交欢的缠绵，弥漫着浓郁而蛊惑的情欲气息。
我因此暗自嘲笑米夏初夜后的那番表白：“从那天夜里起，我就爱上了汉娜。”一夜春宵后褪掉男孩外衣的米夏，极其严肃认真地暗下决心，从此要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去面对女人和世界：“我要同她一起。我爱上了她，……，直到我和一个女人共度一夜之后，我才觉悟到我早先是给宠坏了，……对这女人，至少要去真爱她；对这世界，至少要去面对他。”
瞧啊，多无知的孩子！还分不清爱与欲的区别。我在心里冷笑着等待看这段不伦之恋的必然结局：少年会成长，女人会老去，——即便米夏对这段爱欲之情非常认真，而并非本杰明般空虚迷茫，因为无所适从才跌入了成熟女人的温柔乡；即便汉娜也并非罗宾逊夫人般欲壑难填，她对这男孩声音的迷恋似乎胜于对他身体的兴趣，她以断绝关系威胁男孩必须刻苦学习，她一定要男孩先朗读、再沐浴后，才能爬上她的身体——那又如何？我确定这段炽热的情欲盛宴，始于身体也将止于身体，时光会终结两人的欲望。
然而，时光前进，我猜对了这欲望必将寡淡，却没料到，在两人这段下半身的交往以汉娜的不辞而别结束后，他们的上半身——心灵与大脑、记忆与情感、理性与尊严——又重新相遇、继续纠缠，直到女人死去、少年老去都未能终结。
这是一个多么离奇的故事！
当情欲已成往事，岁月如水般流逝，几年后已是青年与妇女的两人意外重逢，竟是审判者与有罪者的尴尬相对。米夏无法相信，汉娜那曾令他疯狂迷恋、魂牵梦绕的身体里，竟然藏着一个惊天之谜与一段匪夷所思的历史。
这次漫长的审判，这次唤起青春期情欲记忆的第二次相逢，让米夏重新深陷这个谜团般的女人不能自拔：她果真是个残酷的罪犯么？她竟是个可怜的文盲么？她那微不足道的秘密和尊严，难道比她的生命更重要么？我还爱她么？我该恨她么？我要说出她的秘密救她么？还是我该尊重她的意愿，守护她的秘密，同时看着她无罪却被宣判受罚呢？……
15岁那年的春夏重新复苏，一幕幕当时被忽略或无法解释的情节，都在这次重逢与审判中揭开谜底、重获意义。曾令少年米夏无比疯狂、又几近淡忘的初恋情人汉娜，让青年米夏再次堕入对她的爱恨困惑与悔恨自责中备受折磨。
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故事！
漫长而严酷的审判终于结束，汉娜揣着自己的秘密被关进大牢度余生。米夏也重新回到自己作为一个正常男人的生活轨道：毕业、工作、结婚、生子、离婚，和历任女友云雨缠绵。岁月继续流逝，米夏继续成长，庸常生活的洪流将青年米夏带入中年，也慢慢消解了对汉娜的困惑与自责。
但是，事业、婚姻、与各种不同女人以各种不同姿势的交欢，都无法磨灭汉娜——这个被禁闭在大牢内的女人在米夏心底挥之不去的存在。然而，身体的欲望已消退，彼此又相隔两个世界，米夏该如何与汉娜再次相对？
“朗读者”，这部小说的名字，虽然在米夏少年、青年时都有恰当的出场，但直到两人故事的尾声，即中年米夏与老年汉娜的关系中，才凸现出它全部的意味深长。
中年米夏，以朗读者的身份与老年汉娜延续他们未尽的缘分。同类的书、同样的深情朗读，就像他少年时每天面对汉娜所做的那样。不同的只是，他现在朗读面对的是冰冷的录音机，而不再是汉娜赤裸诱惑的身体。
而狱中的老年汉娜，面对米夏与多年前一样的朗读，已无法回报如当年般炽热的体温，她开始以强大的勇气和艰辛的努力去直面和克服自己一生都在小心守护和回避的那个秘密，以期能和米夏以同样的方式来交流——给米夏写信，用文字交流。
于是，就这样，经过了少年的情欲迷狂与青年的困惑自责，中年米夏与老年汉娜，以朗读与写信的方式，继续着他们斩不断的情愫。在岁月的尽头，这段洗净情欲色彩的不伦之恋，闪烁着迷人、动人、感人的圣洁之光。
这又是一个多么悲伤的故事！
多年狱外朗读，狱内倾听并热烈回复的日子，最终以惨痛的悲剧收场。即便这是汉娜深思熟虑的选择，我也坚信，对于自己生命的结束，她一定和米夏一样痛不欲生。
汉娜在即将出狱的前夜自缢而亡，留给米夏无尽的悲痛，也留给我无数的谜团。
你为什么不给汉娜回信？！——在监狱长带米夏参观汉娜狱中生活的房间时，曾嘲笑这段关系的我，此时为两人的生离死别心如刀绞、悲痛难当，我禁不住愤怒地质问米夏：为什么对汉娜的狱中来信，你只是开心地阅读、精心的收存，却从不给她哪怕只字片语的回复？你不爱她了么？在你看到出狱前的汉娜已无可挽回地衰老，芬芳妩媚尽失、只剩臃肿的身材与隐隐的体臭之后；你会恨她么？在你已为她安排好出狱后的一切，而她却毫不顾忌你的感受突然自杀之后；你对她有歉意么？在你发现她为了摆脱自己那不可告人的秘密与无法释怀的罪孽感，在漫长牢狱生涯中做了多少艰辛的努力之后。。。。。
在最近一个月里，我反反复复、或完整或片断地读了这部小说好多遍。在我的阅读史上，还没有哪个故事像《朗读者》般让我如此心潮澎湃、激动难当、欲罢不能、心碎不已、又困惑不堪。每次翻开这本书，我都感觉一阵排山倒海般的悲伤与感动扑面而来。
这是一部典型的德国小说。以充满情欲气息的香艳场景开端，却铺展开了一段无比动人感伤的爱情故事，而这个只有两个主角的简单的爱情故事背后，又烙印着无比复杂的历史过往与人性善恶尊严的思辨悖论。
一遍遍地重读米夏与汉娜的故事，我一次次的意乱情迷，心中一连串的问号、叹号、省略号挥之不去。。。。。 -
文/程明霞
一段失落的旅程，一场悲伤的追忆，一次生死的徘徊，一趟华丽的冒险；一个有故事的男人，一个被找寻的女人；一个与莲花的约定。
我看到那个叫善生的寡言的男人，和那个叫内河的疯狂的女人，正穿过北京城肮脏混浊的黄沙，从那朵遥远的“莲花”深处探出手来，一点点抓牢我的心，爬进我的心，占据我满眼的视线。阅读《莲花》的几日，我觉得自己好像《最后的情人》里那个“乔”，一翻开书就忘却了周遭世界，满心满眼都沉浸在这一路去墨脱的旖旎风景。
我以为这会是又一个让我嗤之以鼻的庸俗故事：一个沉默男子与一个垂危女子相伴而行的一趟旅行，再怎么真情演绎，都只能是出老套的匆忙相爱、又无奈别离的悲情韩剧。即便他们要去的是墨脱——那个传说中莲花隐藏的佛教圣地。
“来。来。善生。跟着我来。”直到这个声音一次次唤起，我才相信这不是一次浅薄的艳遇，而是一对男女之间长达23年的艰辛又固执的人生之旅。而短短几天的墨脱之行，只是背景，只是契机，只是对那23年人事变迁的一次祭奠。
善生是个迷人的男人。谜团般的男人。从男孩到男人，这男子一直具备世俗社会中完美男人的一切标准。少年时，学习勤奋，成绩优异，顺从母亲和老师，从不调皮捣蛋；成年后，能力卓然，事业有成，忠于妻子，疼爱儿女。沉默内敛，优异忧郁的善生，对那些想要捕获一个成功男人的女孩、女人们而言，一直充满了刺激的挑战与强大的吸引力。
但这男人外在的一切都是假象。他所有的成功与完美，都不是因为他的积极进取或高尚品德，而是源于一颗贫瘠、冷漠、紧紧封闭的内心。
他努力工作，只是为了对抗自己内心的虚无，他忠于妻子，只是因为他长期禁欲的身体早就丧失了对女人的兴趣。他也不爱男人。他也不爱自己。他是个对整个世界和人生都毫无热情、兴趣和信心的彻底的悲观的厌世主义者。从9岁到36岁，除了13岁时出现在他生命中的苏内河之外，几十年来，再也没有人能进入他的内心，包括他前后两段漫长婚姻的两任妻子，和一双活泼可爱的儿女。
这男人内心的坚硬和对这世界的冷漠，让深爱他的两任妻子都几近崩溃。第一任妻子，美丽高贵，出身豪门，给了他良好的事业基础和一对双胞胎儿女。但6年的婚姻生活，最终让这个坚强骄傲的女人绝望，“我一直在等你爱上我”。但除了孩子出生的片刻，曾在瞬间唤醒过这个男人深沉的父爱之外，自始至终，妻子都没能从善生的眼神中看到一点一丝的柔情和爱意，她心如死水地带了一双儿女远走高飞。第二任妻子，温顺却坚定柔韧，她为善生抛弃了之前相恋十年的爱人，但最终，已怀有善生骨肉的她，仍一心想以自杀来终结她和善生的这段婚姻。她也绝望于自己始终无法走入这个男人的内心，她在这个男人的眼神里永远都找不到自己。
这男人面对世界和女人时的冷漠绝情，注定让爱上他的女人只能收获悲剧。但是，善生自己却是个更大的悲剧。幼年丧父和母亲的冷酷，在他心中留下了终身无法消解的阴影。他自童年起就被迫压抑幽闭的内心，在他成年后的漫长人生中，再也没能敞开过。或者，也可以说，正是那个唯一进入他内心的女子，内河，占满了他心灵的全部空间，因此再也无法容下其他人。她是这个孤独、冷漠的男人一生惟一的朋友。也是这个男人一生惟一的爱，惟一的恨。
善生常常痛恨内河。痛恨这个和自己截然相反的女子。和善生在世俗世界获得巨大成功恰恰相反，内河几乎就是这个社会一切正常标准的对立面：她逃课、夜不归宿、熟睡在善生的小房间里不愿离开，她诱惑有妻有子的美术老师与她一起私奔，她被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她在繁华的大上海勾心斗角地努力生存，她嗜烟醉酒，她做过所有职业，她去异域流浪，她在两个月内和男人相遇、结婚又离婚。
善生以自己在世俗社会获得的成功和荣耀，居高临下地教训永远挫败落魄的内河：你应该有稳定的职业，你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你不应再被已婚的男人诱惑……
内河依赖这个和自己迥然不同的男人，她幼时的玩伴，她一生惟一的朋友。她只对善生吐露，她与那美术老师短短三个月的私奔生活都发生了什么，她对善生回忆美术老师对她从爱、到毒打、到抛弃和逃离的过程；她只对善生诉说，在精神病院的一年她都经历了什么；她去找善生陪她一起去打掉肚中美术老师的胎儿；她一生流浪，不管置身繁华窒息的都市，还是穷乡僻壤的边境地，都一直给善生写信、写诗、她给善生的孩子寄去金镯子，她要善生去遥远的墨脱探望她。
但她其实从来不曾听从和顺从过善生。和善生在9岁时就关闭了自己的心门不同，内河的内心和身体始终热烈地敞开着，对万事万物万人。她热爱自然，也热爱男人。她的老师、她的老板、她在异域流浪中偶遇的法国人，她从不在乎这些在她身上起伏的男人给她的身体和心灵留下了多少创伤。她的心灵也在年少时就停止了生长，一生都如一头无所畏惧的幼兽般百无禁忌的四处冲撞，任凭头破血流，也要找到自己心中的彼岸，“人怎么能因为怕湿了脚，而不去渡过那条河？”
这是一对让人既爱又恨且怜的男女。内河一生勇敢不羁，挑战一切世俗标准，宁可自己伤痕累累，却未曾伤害过任何人，她给人的都是真诚的爱，不论是否能收获同等的回报；而善生一生划下了一条看似令人艳羡的人生轨迹，却深深伤害着那些爱他的人，面无表情地终结一段又一段完满的婚姻。
谁才是命运真正的赢家？是始终孑然独立、勇往直前的内河，还是繁华笼罩、一身荣耀的善生？
墨脱之行的起点，其实已是内河与善生人生之旅的终点：那个一生顽强、无畏无惧的内河，终于先期到达，在莲花隐藏的深处找到了自己此生最完满的归宿，而南柯梦醒后的善生，这时才抖落一身虚饰，刚刚起步踏上寻找莲花的旅途。——这趟旅行已经揭晓了最终的赢家。
内河和善生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这两个一直住在彼此心里，却除了三次拥抱之外，并无肌肤之亲的男女。只有永远付出不计回报、热情似火的内河，才不会被冷漠封闭的善生所伤害，才能敲开他沉重的心门；而能够轻松赢得世间一切、因此人生了无乐趣的善生，也只有内河是他惟一无法征服的挑战。他们之间不是爱情。至少不是肉欲的爱情。他们就是彼此。他们爱对方、依赖对方、痛恨对方、又向往对方，都是因为，那个对方，就是他们的另一个自己。他们最终没能赢得对方，没能和对方牵手甜蜜共处，就是因为，这对彼此严重矛盾、极端对立的个体，始终无法结合在一个躯体内。
《莲花》是部令人惊奇惊喜地小说。至少她奉献了两个如此丰富、饱满、极端、色彩斑斓的人物，她展现了一段奇绝、绚烂、亦真亦幻的风景。而作者安妮宝贝，也随着善生与内河，在这部书中，找到了自己的莲花圣地。
早在大学时，就有朋友向我推荐安妮宝贝的书。这个在网上成名的女写手，因为起了这么个在我看来相当庸俗的网名，而令我一直对她先入为主的心生偏见。因此，在《莲花》之前，我没有读过安妮宝贝写的任何东西。而《莲花》带给我的惊喜，让我以为自己误会和错过了这个仅是名字庸俗的年轻女作家。于是，我兴致勃勃地买回她之前几部暴得大名的作品翻看，《八月未央》和《彼岸花》。前者是她常卖不衰的经典作品，后者是她在《莲花》之前的首部长篇。
我已经努力耐着性子了，但还是在读了不到一百余页后，就忍无可忍的放弃了它们。《八月未央》和《彼岸花》中情节、人物的肤浅和自恋，让我简直无法把他们和《莲花》的作者联系起来。
而我也由此开始相信，本书的作者安妮，也在这场赴墨脱的旅行中，到达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莲花”隐藏的圣地。
《莲花》当然还留存有安妮作品一贯的某些特征：书中的女主角一律嗜烟如命、喜欢穿棉布绣花的衣服、不那么美丽、却一定气质卓绝、并且永远是一副看透一切的亘古不变的冷漠表情。这部书中的内河和女作家庆昭也毫不例外拥有这些特征。但是，相比之前安妮小说中那些蜷缩在城市里的、脆弱单薄的小知识女青年，《莲花》中的内河虽然同样是城市边缘人，却已拥有更超越而饱满的体质；而与之前书中基本没有完整的男性形象相比，在《莲花》中，安妮首次创造了一个耐心寻味、打动人心的男人形象，善生。
从文字而言，《莲花》将安妮以往简洁、冰冷的叙事风格更加推向极致。奇短的字、词、句，让这个故事更加具备了表面波澜不惊、却暗潮涌动的效果。内河惨烈的青春期，善生压抑的欲望，因为叙述的平静冰冷而更显残酷。
虽然书中仍有肤浅之处，仍在某些地方流露出作者无法遏止的自恋情结。但善生和内河这两个复杂的人物，这两个人物诡谲的内心与他们20多年起起落落的人生经历，已经不是一个二流作家所能驾驭。安妮在自己8年的写作探求中，已经越来越走向人物灵魂的深处。
从《莲花》你能看到安妮对写作的虔诚的追求。她甚至在《莲花》中借善生与内河之口，隐晦地表达了对自己曾经的偶像余华的迷恋：“买完书，找了一家冷饮店，两个人一边吃冰淇淋一边讨论刚刚崛起的国内先锋派小说家的小说。他们同时痴迷上一个手法优美而阴郁的南方作家，孜孜不倦地谈论他短篇小说中的暴力倾向和孤独偏激的少年。”
有趣的是，曾经深入少年内心的作家余华，在暴得大名之后反而越来越走向人物肤浅的表象。且不说《兄弟》本身的差，单是《兄弟》暴露出的余华对写作本身的不再真诚、不再虔诚，就让人无法原谅他。而安妮一直在进步，至少她一直在坚持为自己的内心和追求而写作，她努力更深入地理解和热爱自己笔下的人物与身边的世界。而曾经生于忧患，现如今死于安乐的余华，仅仅通过浏览新浪新闻来获得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又如何能再次进入人物内心，又如何能深刻认识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
“墨脱的路途非常危险，不要上路。这是我必须要提醒的。”安妮在卷首说。但这场赴《莲花》的约会非常迷人，请放心上路。这是我必须要声明的。
无可置疑，我的爱人
这一刻你必须信任我
黑暗覆盖之前
世界变成火海、灰尘和石像之前
当我们出发的时候，请带上枪支
在肉体屈服在虚空之前，把它自决
带上光年，用以计算你将被忘却的时间
带上已经死去的父亲
带上偶像和崇拜者，被玷污的真理
带上失去踪迹的英雄和他的木乃伊
因为妄图的权柄不在我们手里
带上眼泪和失望，这是力量所在
带上光，并且相信它的终结…………
——安妮宝贝《莲花》 -
有些词有助于生活，
一些普通的词：
“温暖”和“信任”，
“爱情”、“正义”和“自由”，
“婴儿”和“善良”，
还有一些水果和花卉的名称，
“英勇”和“发现”，
“兄弟”和“同志”，
还有一些国家和村庄的名称，
一些朋友和女人的名字………
——艾吕雅《加布里埃尔•贝里》
艾吕雅的这首诗有无数个译本，仅诗名就有“贝里”、“佩里”、“贝理”等等。上面的这一小段，是我在五一回家的火车上，从一本91年出版的旧书（1991年，花城出版社，《人•岁月•生活》，爱伦堡著，冯南江、秦顺新译）上读到的一种译法，朴实的风格，很得我心。让我在颠簸的旅途中，悠悠地回忆起那些曾温暖我生命的人、有助于我生活的普通的词…… -
遗忘了昨夜的诗句
却没遗忘昨夜墙壁上阴沉的暗影
丢了爱人
也不能丢了我羽翼飞扬的鹅毛笔
曾路过幸福
也路过痛苦
终究
越不过孤独
你为什么不叫我诗人？
我的枕边人
总之，
不再做你的爱人 -
程明霞 采访整理 2009-7-31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建国六十年时间里划出了一条抛物线：用前三十年，从无到有建设起来大量国有企业与巨额国有资产，再用后三十年时间来处理和改革它。当年占国民经济80%的国有经济，如今已经降到40%以下。而且，这个比例也许还将萎缩。
而国有企业从三十年前开始退让至今的过程，恰恰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三十年。曾经历了两次意气风发的“黄金时代”、也曾在“黑铁时代”苦苦挣扎、探索出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许将从2008年进入白银时代之后，永远放弃对再一个“黄金时代”的期待。在市场经济中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共舞的国有企业，必须找到自己在市场上的最佳位置和最合适的角色。
曾经的“擎天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时间，中国建立起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到70年代末，国有企业遍布国防工业、民用产品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等各行各业，国有经济是绝对的主体地位。那时候偷偷摸摸的私营活动也有，但是非常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可以忽略不计。外资经济也基本上是空白，因为长期闭关锁国。1979年，国有企业占到将近80%，集体企业20%多，那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经济。
当时刚建国，主要是通过发展国有企业，建立起新中国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五十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通过“156项”，在苏联的帮助下，集中在东北建立了一批国有重工业企业，比如鞍钢、一汽等等。当时我们从苏联进口了大量的机器设备、重化工业产品，还有石油。
前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把中国重要的工业部门，主要是重工业部门，都建立起来了。直到1975年，邓小平上来以后，也依然是引进化工业，大力发展重工业，比如大化肥。一言以蔽之，前30年就是通过发展国有企业，建立了新中国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个时候，国有企业确实是中国经济的脊梁，完全是独木支撑。不像现在，是三根柱子之一。
但是当时，也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的弊端已经暴露了，主要体现在市场机制缺乏、激励机制不足方面。国家当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也做过几轮调整，但这些调整都是在计划体系内进行的，主要做法就是国有企业的下放或上收。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单位一样，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正常的生产都停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重心回到经济上时，因为国有企业绝对主体的地位，恢复国有企业的生产、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就被纳入议事日程了。“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试行了“物质刺激”试验，这个刺激了国有企业的积极性，1977、78两年，国有企业增长很快，是60年代中期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当时也是国企职工工资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
到1978年，改革的气氛逐渐形成了。其实在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国务院务虚会议之后，78年10月份，国有企业改革就算是打响了第一炮，就是从四川的6户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开始。
放权让利对国有企业的鼓励非常大，对增加生产、刺激市场繁荣的效果非常明显。1979年到1988年这十年，可以说是国有企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之前，刚建国的时候，毛主席说头发卡子什么的不重要，所以那时主要注重发展重化工业。到邓小平时代，邓小平说，头发卡子、搽脸油、衣服、吃的，这些也都重要，也要生产。以前我们的国有企业很少生产这些东西。从78年开始，布、纱、糖、酒、家电这些越来越多了。当时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都是爆炸式增长，一些军工企业也生产自行车、空调什么的。这就出现了一轮轻纺工业化的浪潮。轻纺工业化的增长，带动了钢材、煤炭等等，这些重化工业产品，这就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少见的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
国有企业是这一轮良性循环的经济周期里面最大的受益者。因为那个时候，尤其是80年代前半期的时候，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也发展了，但是还不强大。到1985年，国有企业降到70%，集体企业增长到28%，个体和其他类型的经济成分只占0.4%和1.5%，所以说那个时候，国有企业仍然是绝对主体。在那一轮轻纺化工业的鼎盛期，国有企业是欣欣向荣的，真是踌躇满志的黄金时代。
但是，我说过，国有企业它总是和经济周期的波峰是结合的，经济上升期，大家都赚钱的时候，它也赚钱，它的日子很好过。但是经济到波谷的时候，它的黄金时代就过去了。
轻纺化工业到1988年它的鼎盛期就过去了，一轮经济周期结束了。1988年那个治理整顿就像现在这场金融危机一样，它进入一个经济调整期，国企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到80年代中后期，一些国有企业开始亏损了，1986年，沈阳防爆器械厂是有史以来第一家破产的国有企业，这件事对国有企业震动很大，意味着国有企业也是有可能退出市场的。
也就是这个时候，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起来了，外资企业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了。乡镇企业可以说是国有企业遇到的第一个威胁。
逝去的黄金时代
到了80年代后半期，乡镇企业已经是国有企业不得不重视的竞争对手了。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让国有企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进入90年代，国有企业的黄金时代已经是昨日黄花了。
国有企业从90年代陷入困境，最直接的原因是，1989年之后，国家实行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导致消费和投资都收缩，许多项目停工了，产品卖不出去，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普遍亏损。
但是，当时不少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深刻认识到，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深层原因在于经营机制的落后。国有企业困难的时候，可以说是私营企业狂欢的时代，那个时候，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的挤压非常严重。
那么到了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92年党的十四大上，把“国营企业”正式改成我们现在的叫法“国有企业”，在这之前都是叫“国营企业”。这个非常有标志意义，意思是国家对这些企业只拥有“所有权”，但是经营权应该给市场，政府不直接经营或者干预国有企业了。
这个改革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获得了一个很大的舞台，国有企业非常依赖经营者，这造成了国有企业“强势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他们从国有企业中脱颖而出，往往比民营企业家强势的多，应该说，强势企业家对促进国有企业的商业化是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这些非常强势的国有企业家很有能力，但是也缺乏约束。随着企业发展，自信心过分膨胀，引发一些自私心理，或者是腐败了，或者是企业快速扩张无法管理出现了问题，导致一些国有企业和企业家，迅速发展但是又迅速陨落了。这个有很多例子，云南卷烟厂的褚时健就算这么个悲剧人物。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内部人分享的问题，这后来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从数据来看，1996年开始国有企业就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加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让国有企业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最后几年，可以说是国有企业的青铜黑铁时代了。所以，1997年开始了对国有企业的“扭亏脱困三年计划”。
这三年中，政府做了很多艰苦的努力，结构调整、压缩淘汰落后产能和过剩的生产力，技术改革和产品升级；国有企业大规模的下岗分流也是这时候；还有债转股、国债贴息、分拆上市、下放企业等等。那么到2000年，这些努力开始见效了，国有企业开始慢慢走出困境。而这个时候，也是一轮重化工业化的开始。
中国从2000年开始了一轮重化工业化的经济上升期。2003年到2007年是这轮重化工业化的鼎盛期，正是这五年的重化工业化的鼎盛期，把国有企业带入了它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重化工业化的特征就是对煤炭、石油、电力、钢铁这些资源类产品，以及电子、机械、交通等设备的需求。而这些领域都是国有企业在建国时就进入，但是迄今为止对民间资本和外资资本依然放开很少的领域，因为这些行业一直被认为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因此这些行业国有资本退出的很慢，而不像轻纺工业领域，很早就对其他资本充分放开。
所以，国有企业一直在重化工业领域占有优势地位，憋了几十年了，当重化工业化的强风到来时，他们就乘风而起、直上青云了，可以说它独享了重化工业化的鼎盛期。
但是，就像当年带给国有企业第一个黄金时代的轻纺工业化一样，重化工业化也有结束之日。2008年就是一个拐点，标志着重化工业的鼎盛期结束了，国有企业现在是进入白银时代了。
重化工业化还在继续，只是这个盛宴进入下半场了，利润没有那么高了，民营企业和外资现在也回过神来，也进来要分一口，那么国有企业能抢到的就越来越少了。
比如钢铁，现在有些民营钢铁企业的产量达到了两千万吨的水平了，沙钢、日钢、复星的产能增长都非常快。汽车业，比亚迪上的非常快。一汽花了五六十年时间从0辆做到100万辆，比亚迪大概五六年就差不多100万辆了，如果它五年超过一汽，也没什么奇怪的。民营汽车的出口也很厉害，比如，奇瑞和长城。我去尼日利亚出差，在他们的商业中心拉各斯，看到街上有很多奇瑞的专卖店。
我判断重化工业化时代还有五年，之后如果没有新型工业兴起，整个宏观经济会有一个平静期，不会像过去五年那么高速增长了，需要也许五年、也许八年寻找新的增长点。
那么，如果有一个新的增长点来临，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全新产业兴起，我想国有企业也很难再有曾经的黄金时代了。能够抢占先机的，我想不是国有企业，也不是外资企业，而一定会是中国的民营企业。
永远的资源大鳄
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资源。国有企业的经营属于无限资源供给下的企业发展，有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让它永远垮不了。这个资源是广义的，包括自然资源、土地、资金和政策支持等等，只要是企业发展需要投入的部分，对它而言都是无限充裕的。
房地产的国有企业为什么那么厉害？最近在北京很多 “地王”拍出来都是国有企业，就是因为它有钱，比花钱你比不过它。中铝去海外并购，几百亿的项目，也是因为资金对它来说不是问题，就是它最大的优势。
但是，民营企业拥有的是机制优势，中国要自主创新、要打造民族品牌，都要靠民营企业。有些民营企业它现在其实已经是中国技术创新的主体。现在有些重要的创新技术出来的，一看都是民营企业，所以在自主创新方面绝对不能小看民营企业。
一个个行业看过来。钢铁业，我们去年研究了一整年，宝钢拥有的那是成熟技术，它没有自己的创新在里面，倒是民营钢铁企业去年有创新。比如沙钢，它在设备和工艺流程上做了改造和创新，所以市场变化了，沙钢的日子还是很好过，宝钢转身就慢。再看IT业，拥有创新技术的华为、中兴，都不是国有企业。大唐在搞新技术，但是TD也没有搞出来，还不能用。汽车，创新也是在比亚迪这些民营企业。你数数，国有企业的创新在哪里呢？如果说下一个新兴产业是新能源领域，那是要技术创新的，国有企业即使有资金在堆，但最后赢的肯定还是民营企业。
你看到现在进世界500的中国企业，除了一个沙钢，其他都是国有企业。但是，其实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中国联通、中国移动都是国家品牌，因为中国经济的成长和表现，才有这些品牌，别人看这些企业都是“中国品牌”而已，企业本身没有独特的东西。而国外的品牌，服装、可乐等等，特别是家族企业，才能把品牌打造和传承几百年。所以我想真正打造企业和产品品牌，还是需要民营企业。
当然，民营企业的局限在于它的随意性，不只是内部管理上随意性，它的治理结构、资源的使用、投资决策，都有很大的随意性，今天投这里，明天又跑去投那里，随意性太大。毕竟它发展才20多年。
我一直都不是非常看好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这是中国市场的问题。好像是柳传志也说过，中国市场是一片沼泽地，这块地里的狐狸、兔子，外国那些狮子和老虎抓不住。我觉得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会保持平稳，就是按部就班、保守的发展。
所谓的“招商引资”，资金我们当然需要，但更重要我觉得是“招商”。商，是指商业规则、商业精神、商业理念、商业文化、商业环境、商业机会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外资企业带给中国市场的，至今我们都缺乏这些，国有企业没有，民营企业更没有。而外资企业这么多年，带给中国市场的这些“商”，以及服务和商品，都是功不可没的。
从2003年到现在，相比70年代末的独木撑天，国有经济基本稳定在国内经济总量的30%到35%，也就是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的支柱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大概占15%-20%，民营企业比它多。
我说不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多大比重合适。但可以介绍一些外国的情况，在西方国家，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他们也有国有企业。一般而言，他们国有企业产值占GDP总量的10%以下。即便在一些比较重视国有企业作用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新加坡、瑞典、挪威、新西兰、奥地利、法国，他们国有经济的比重也就是10%左右。美国、英国这些国家就很低很低了。
那么在中国，现在仅工业国有企业产值，是占到GDP的30%左右，这还不包括服务业，比如金融、电信这些。这个我们专门做过课题，但是得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只是估算，国有企业产值整体大概占到中国GDP总量的40%上下。我认为这个比重可能会下降，而且也应该下降。
我相信，在重化工业化的下半场，未来五年里，一定有许多重化工业化的行业不得不扩大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开放程度。但是，我还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更加主动的将这个领域对非国有资本开放，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别人挤进这个领域，或者表面上对非国有资本打开了大门，但实际上设置了看不见、碰到着的玻璃门。
如果不主动开放这个领域，如果不抓紧时间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历史证明，国有企业的改革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和成长来推动，国有企业一旦像90年代中后期那样再次陷入困境，进入青铜黑铁时代，那么要救赎国有企业，就需要花费非常巨大的代价了。
国有企业改革探索那么多年，曾经尝试过很多方式，试图割断政企之间的关系，后来明白是割断不了的。只要老板是政府，而且党管干部，这两点不变，那这个关系就永远都切不断。
既然国有企业要在国民经济中长期存在，那么我想国有企业应该那些市场活性比较低的领域生存。我说过，国有企业它很难跟市场波动的周期相结合，或者说，它可以跟经济周期的波峰结合，经济上升期的时候它也赚钱，但跟波谷不结合，经济低迷的时候，它不会跟市场的优胜劣汰相结合。所以，国有企业适合在那些市场活性比较低的领域生存。
哪些是市场活性低的领域呢？我有这么几个定义：第一，技术创新不是很频繁的领域，比如IT业是技术创新很频繁的领域，就非常不适合国有企业；第二，产品更新升级比较缓慢的行业，比如发电供电领域；第三，营销强度不是很活跃的领域，不怎么需要做营销的行业；第四，要素重组不是很频繁的领域，对兼并收购需求不是很大。
所以，比如水电气这些领域都是符合上面这些特点的，就比较适合国有企业经营。除此之外，民营企业都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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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新兴市场与商业欺诈
程明霞 2009-7-24
2009年7月14日早11时15分，71岁的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被送到美国南卡莱罗纳州的一所联邦监狱，开始他铁窗生涯的第一天。150年！这个漫长的显得荒唐的刑期，足够他将余生耗尽，把牢底坐穿。
那些血本无归、家破人亡的人们叫他：恶魔！杀人犯！而自始至终不解释、不申辩、不上诉的麦道夫，也许会在心里说：其实，我只是个骗子。
骗子麦道夫不是“庞氏骗局”（Ponzi scheme）的第一人，亦不会是最后一个。他是以迄今为止涉案金额最大、被骗名流最多、量刑最高，而跻身现代金融欺诈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案子。
一个骗子是怎么炼成的？一个骗局是怎么织就的？麦道夫案最让人唏嘘的是，这个惊天骗局的背后，竟是一个如此古老、反复重演且长盛不衰的简单骗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而已”，何越（Violet Ho）说。
带着迷人面具的麦道夫，眼看就能将其建立在谎言与诈骗之上的奢华生活维持到死。但是，“金融危机让一切水落石出。商业欺诈就像河底的石头，它其实一直都有。只是在涨潮般的经济上升期，被河水掩盖起来了，到退潮时的经济衰退期才露出面目。”
何越是Kroll公司中国区执行董事，这是一家始创于纽约、已有近40年历史的反商业欺诈调查公司，其分支遍布全球，1996年进入中国市场。眼下，Kroll正迎来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的第二个欺诈案调查高峰，“第一次是我们进入中国市场后的第二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商业欺诈案件随之激增。第二次是从去年底开始，很明显，大量商业欺诈浮出水面。”
在何越看来，繁荣期的经济就像一杯卡布奇诺，上面那层厚厚的奶油泡沫是巨大的诱惑，吸引贪婪者偷偷舀去一勺而不被察觉。而现在，泡沫滤尽，剩下都是苦咖啡，一轮清理、彻查、围剿商业欺诈与白领犯罪的战斗，开始激烈起来。
生于泡沫，死于贪婪
技术在进步，财富在累积，人类天性中的一些弱点却亘古不变，比如贪婪。商业欺诈的历史几乎与商业一样久。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庞氏骗局”，不仅在麦道夫手中发扬光大，也在世界各个角落不断上演，经久不息。包括中国。
以高额而稳定的回报做诱饵、以后来者的钱作为前者的收益——这是一个拿别人的钱赌博的简单又危险的游戏。纵然是麦道夫一手制造了这个连环套，那些倾家荡产的被骗者，尤其是早期加入的投资者，未必都是全然无辜的受害者。
“很少有人在大把大把赚钱的时候会动脑筋想，这钱来的有没有道理？”何越说，20多年的时间里，市场有起伏，也有许多人质疑麦道夫，但仍有源源不绝的人对麦道夫许诺的“好得难以置信”的回报趋之若鹜，“这个链条最末端的人或许是彻底的受害者，但链条前端的人，不算同谋也算赌徒，他们对钱的贪婪，使得这个游戏能够继续下去。”
如果说，贪婪是催生欺诈的原动力，那么泡沫则是滋养和掩护欺诈的温床。充裕的资金在市场上四处流动，寻找各式各样的投资机会，一不小心就会跌入陷阱——“过热的市场，加上判断失误及监管不力，造成经济泡沫化，最终成为滋生商业欺诈的温床。”Kroll在其2009年1月发布的《全球欺诈报告》中说。
“人人都在赚钱，赚快钱、赚大钱的时候，是不会留意到哪里丢了钱的，这时候你撇去咖啡上的一层泡沫，很难被察觉。而一旦经济低迷，日子开始紧巴起来，就会着急，我的钱去哪儿了？当杯子里只剩下苦咖啡，舀很小的一勺都会被察觉。”Kroll在中国市场10多年时间，切身体会了经济周期与商业欺诈的交错起伏。
1996年进入中国市场的Kroll在最初几年时间里，主要业务都在做商业欺诈的调查。“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们七成到八成的业务都是帮客户查欺诈案件。那是个商业欺诈和犯罪诉讼爆发的高峰期。”何越说，“而从2001年左右开始，我们的业务比例几乎整个颠倒，帮客户调查欺诈案件的比例降到两三成，而帮客户做投资前的调查，比如尽职调查、合作伙伴调查的业务成为最大的一块。而从去年底开始，很明显的，客户要求我们调查欺诈案子的比例开始大幅上升，又重新成为占我们所有业务最大的一块。”
2001年正好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公司，忙于开展新的投资，开办新公司，或者进行合并与收购。在这几年当中，Kroll的主要业务在于帮客户做投资审查。
比如，我为新公司重金请来的CEO背景如何，他辉煌的履历是否属实（今年2月，英国一份调查显示，有30%的求职者在简历中美化事实或造假）、是否能够带来他承诺的合同和业务，并且不是以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得的；我感兴趣投资或者并购的一家企业，究竟其经营班子和内部管理状况如何，我是否在跟一个健康的公司、一班诚实的人合作。
Kroll在中国市场业务重心的变化，与国外市场状况以及历史经验相吻合。数据显示，每次经济危机爆发，都会同时迎来一个欺诈诉讼、商业犯罪大爆发的时期。美国一家名为The Network的公司，发现其接听的举报热线的内容从2009年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The Network的客户有不少全球500强企业，在今年第一季度打进该公司的举报热线中，偷窃、腐败、内幕交易等欺诈行为的比例大幅上升，从三年前的11%激增至21%，而其他方面的举报，比如职场性骚扰、安全违规等等的比例，较以往持平或有所下降。
何越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是经济危机本身催生了欺诈，其实很多欺诈行为都发生在危机之前，只是之前被泡沫掩盖起来了，在危机之后才大量暴露出来。”
“大多数欺诈行为必须具备一定的动机与条件。一个人总是从欺骗雇主或公司开始，在此之前，他们会静观其变，伺机而动。”Kroll今年3月发布的《全球欺诈报告》称，“欺诈在任何经济形势下均有发生，但在经济衰退时期欲掩盖粉饰会更加困难，因为各公司都不约而同地加大损益审计和支出控制的力度。”
何越说，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麦道夫或许可以将他的骗局延续到他去世，也不会破灭。
面具下的脸孔
两周前，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国际矿业巨头，力拓集团中国公司4名高管涉嫌骗取商业机密、危害中国经济安全被中方拘留一事，立即成为全球瞩目的商业头条。这桩至今扑朔迷离、真相不明的商业间谍案，因为双方政府的介入而异常重大敏感，关注度远超之前的朗讯、西门子在华行贿丑闻。
何越称，Kroll不会染指掺杂政治因素的事件，但以Kroll在中国市场的经验，“在新兴市场确实更容易遭受欺诈的侵袭。但是，新兴市场的商业欺诈的类型和特点，跟成熟市场有所不同。”
如果说泡沫是欺诈的温床，那么蓬勃的新兴市场，简直算得上骗子的天堂。——一方面，财富在这里迅速积累，人们的赚钱欲望空前高涨，四处寻找发财机会，让自己的财产不断翻倍；另一方面，与这些财富相匹配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机会还远没有具备，导致新兴市场的赚钱机会几乎与骗钱陷阱一样多。
“改革开放以前也有欺诈，但无非是你骗我一双鞋而已。但现在，在中国，不出则已，一出都是非常惊人的规模。”Kroll发现，在成熟市场，白领、打工族欺诈的比例比较高，而在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企业的创始人以赌徒心态铤而走险进行欺诈的比例很高。
在Kroll调查过的案例中，中国第一代创业出身的一些企业家，从赌徒变成骗子的心理轨迹非常清晰。“你能看到，他们在进行欺诈之前会做好准备，比如把大部分资产转移、藏匿到妻子孩子名下，做好了赌一把，成就成，不成大不了我重新再来的打算。”何越说，他们最初都是一穷二白的，在创业阶段真正吃过苦甚至流过血，而一旦积累了原始财富，他们想用更轻松的方式让自己的财富翻倍。他们觉得，大不了我回到从前，重新再来。
“比如，他在吸引外国投资者时，宣称自己需要钱来扩大产能，其实他明知他所在的行业已经饱和，不可能再有高增长，他其实是想要钱来做其他事，”何越举例，“拿到钱后，他会瞒着股东去投房地产或者股市，希望能赚快钱。而一些投资者，也通常把钱给这个公司就不再过问，只等着年底收红利数钱，结果导致损失惨重。”
何越说，投资者看到的一家家公司、一个个投资机会，其实都是带着面具的，通常你很难看到面具之下那张真实的脸。这时候，投资者往往都会选择那张最漂亮的面具，“比如麦道夫，你还能找到比他更漂亮的面具吗？”
Kroll经历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几家外国投资者同时对一家看上去很有吸引力的中国公司感兴趣，其中一家雇佣Kroll为其调查这家中国公司的全部背景。在看过Kroll提交的调查报告后，这家公司决定退出，另外一家外资公司如愿进入这家中国公司。
几年后，这家中国公司的状况越来越糟糕，问题逐渐败露，投资这家中国公司的外资公司找到Kroll，要求查这家公司内部的欺诈行为，“其实我们早在几年前就了解了这家公司的真实状况，”何越说，无论投资一家公司或一个项目，其实最终是跟一群人打交道，所以你必须看清楚这些人真实的面孔，“我们从不给客户提供建议，比如，你应该投这家公司或者不应该投它，我们只是把这家公司真实的背景和状况提交给客户。要不要进入，都是客户自己的事。”
进入中国市场10多年的Kroll，客户主要以跨国公司为主，受雇调查他们在中国的员工或者合作伙伴。
何越说，跨国公司在中国遭受欺诈最多的是采购与分销环节，“而且这些欺诈，往往是他们以重金聘来、被认为是‘完美先生’的中方高管所为。”
这些精通中英两种语言，被跨国公司高薪聘来全权负责中国市场的高管，利用总部的语言不通以及对中国市场缺乏了解，私下设立自己的公司从中赚钱。何越举例，本来是8块钱一件的原材料，以10块钱一件的价格从他自己设立的公司买入，那么这家跨国公司每采购一件原材料，就有两块钱流入这位中国高管的个人腰包。
何越说，随着技术、信息与全球化的发展，这种白领犯罪与商业欺诈，花样并没有翻新，但操作越来越隐蔽。“以前他会直接以自己的名字设立这些公司，从中套利。现在，他会把公司登记在亲属名下，或者离岸注册。甚至，他在进行采购时也会货比三家，然后买入最低价的，但事实上，这三家公司都是他的。而这些公司在他的外国老板眼里，不过就是一串中文名字，根本无法识别。”
你被骗过没有？
Kroll的创始人Jules B. Kroll，原本是上世纪70年代纽约的一名检察官。在他父亲的企业遭遇欺诈后，Kroll发现司法部门帮不了他。警方会在发现尸体后全力追查凶手，却不会轻易因为一家公司说自己丢了钱而投入人力物力。于是Kroll开始自己调查取证，帮父亲查明真相。
这个过程让Kroll发现，商业欺诈如此普遍与惊人。于是，1972年他以自己名字创办了这家专业的反商业欺诈调查公司。80年代，在帮一些客户成功追查出内部员工的欺诈行为，从而抵制了某些恶意收购之后，Kroll开始声名鹊起，被称为是“华尔街的私家侦探”。
Kroll的员工出身非常多元，包括前律师、探员、投资银行家、会计师、记者等等。除了服务于企业与个人之外，Kroll还曾受雇于科威特政府，调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海外资产。
何越说，经济危机后浮出水面的欺诈案，只是冰山一角，“欺诈随时随处都在发生，欺诈对一家公司可能是百分之百存在的，只是或大或小而已。”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2004年8月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55%的公司表示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一次非常严重的欺诈；而20%的公司表示自己遭遇过10次以上的欺诈。
Kroll发布的《2008－2009全球反商业欺诈报告》显示：过去3年中，全球每5家企业里就有4家是商业欺诈的受害者。而收入在5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因商业欺诈蒙受的平均损失超过2000万美元，其中10%的企业损失逾1亿美元。
何越说，被欺诈比例如此之高，跟被欺诈公司本身的反欺诈力度有关。“他们通常在经济低迷的艰难时光，才想到严查和严防欺诈，而一旦市场转好，就放松了对欺诈的警惕性。”
同时，对欺诈的忍气吞声、认倒霉，也是一些公司屡遭欺诈的原因。“有的公司觉得反正钱也追不回来了，算了。或者，这个人是我招聘来的，虽然我没有欺诈，但也有我的责任，那么就找个借口把他开掉了事，家丑不外扬。”何越说，大部分中国公司都是在被海关或税务找上门来，才开始彻查公司内部的欺诈，如果事不至此，大都不愿意费钱费力追查被诈的真相。
Kroll在中国最惊人的经历是，他们几年前在一家公司查出的欺诈者，几年后，在另一家公司查到又是他，而且这个人在新公司的职位和薪酬更高，“这种情况还不止一两次。”
何越认为，就像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遭遇的种种欺诈把戏一样，正雄心勃勃在全球扩张生意的中国公司，也需要提防海外市场的骗局。“现在许多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通常选择非洲、中东这些地方，或者跟墨西哥的企业做生意，陌生的环境、语言不通，让中国公司非常容易跌入欺诈陷阱。”
据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其海外代表的“危险性”极高，他们很容易被收买，利用自己对当地市场的了解而欺骗中国母公司，从中谋取私利。
虽然这一轮泡沫破灭让无数欺诈浮出水面，但这并不等于，经济低迷期就没有欺诈产生。Kroll的《全球反欺诈报告》发现，严峻的经济形势，也会促使一些原本诚实的人走上欺诈之路，“他们往往担任要职，在公司状况恶化时，为了维持公司以往的辉煌业绩而粉饰财务报表；也可能为了保住自己的高薪收入，维持之前香车宝马豪宅的阔绰生活，而从事盗窃或欺诈。”
“水落石出，但不同的人看到石头会有不同反应。有人会把石头搬掉；有人希望水位赶紧涨起来把石头重新盖住；也有人会看看，别人有没有发现这块石头，我能不能让这块石头为我所用？”既然人性的弱点永远存在，那么欺诈就不会消亡。何越说，为什么我们的手机上永远都能收到那些诈骗的短信？因为总有人上当受骗，所以骗子永远都在，“欺诈和反欺诈的战争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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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沃顿商学院院长
程明霞 北京报道 2009-7-11作为全球顶尖的商学院院长，腾博勋(Thomas S. Robertson)在北京他的众多“桃李”面前，更像一个温顺、内向、勤奋的乖学生。
带着别扭的翻译器，他全神贯注地听柳传志讲述联想故事，将约定好的一连串媒体采访全部推后；对于张瑞敏抱怨美国商学院的经典法则在中国水土不服，他一笑置之；对于张维迎声称领导力无法在商学院培养，他认真地辩驳；对于商学院教育应该对金融危机负责的指责，他并不申辩。在演讲台上那些魅力十足的明星企业家与台下那些叽叽喳喳的商学院毕业生之间，寡言而低调Robertson常常被淹没在嘈杂的商业寒暄中，一点也没有因为沃顿（Warton）的荣耀而想要指点一切。
但其实他对一切都有想法。从金融危机到商学院处境，从商业世界的过去与未来，到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得失，腾博勋言语不多，结论却非常明确。他信奉商业世界那些最基本的规则，并坚信无论在纽约还是北京，这些基本要素普遍适用而且永远不变。他承认，在寻找这场金融危机的有罪者时，商学院也该被打一板子，但你仍然能从他的言语中听出他为商学院学生辩护的意思——他们只是被老板奖金诱惑的一时贪心的孩子。
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要往哪里去？至少商学院的学生们已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各有选择，而不再像从前只奔着一个方向去。腾博勋说，不仅有很多学生进入传统的制造业领域，而且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到中国、印度这些新兴市场寻找自己商业成功的机会。
这正是沃顿全球校友会第一次移师北京的原因。“当前的经济危机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以前所熟知的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奏效的秩序将不再适用。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在全球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沃顿全球校友论坛组委会联合主席吴旸说，沃顿认为中美双边关系将成为未来21世纪和平和繁荣的关键，因此需要了解中国。“商学院需要根据新的世界秩序来调整自己。” 腾博勋说。
经济观察报：在沃顿商学院的全球校友论坛上，我看到你在听柳传志的演讲时非常专注。
腾博勋：是的，因为联想是一家非常有意思的公司，我们很希望它成功，它的故事很值得听听，很有趣。
经济观察报：联想并购IBM之后的国际化之路其实走的并不顺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说，在中国成功的企业家很难在欧美市场成功，欧美的杰出企业也很难在中国市场成功，因为商业环境完全不同，是这样的吗？
腾博勋：呃，我不认为是这样。张教授真的这么说吗？
经济观察报：是啊，就在你们的论坛上。他说在商学院是学习不到领导力的，那些成功的商业故事都是企业家在成功之后杜撰的，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当时逼不得已而做的。
腾博勋：我同意，美国公司在欧洲市场有更多的经验，也更成功，但是在中国市场，成功的要少一些。对中国公司而言，中国的产品在欧美市场很成功，但是中国的品牌在全球市场的成功故事很少，世界需要更多的联想、海尔和青岛啤酒。
是的，你总是需要花些时间去了解当地市场的文化，以及商业环境。但是，商业世界有一些基本的规则，比如打造品牌、市场销售、融资、风险控制等等，这些基础性的事情会保留和延续。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世界并没有因为这次危机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腾博勋：不，世界在改变。比如，投资银行在改变，他们的薪酬体系也会改变，精品服务型的银行越来越多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确实正在发生，但我们始终需要金融业、需要融资，需要品牌和产品销售。
经济观察报：那么，商学院有没有变？
腾博勋：商学院也需要根据新的世界秩序来调整自己。但是，你知道，我们并不是突然做什么改变，而是一直都在改变和调整。在沃顿，教授是不允许带着去年的讲义走进教室的，你必须对市场最新的形势做出反应，然后不断更新你的讲义。我们举办了针对这场金融危机的专门的论坛，讨论这场金融的起因、后果和前景。今年春天，我们开办了一门规模非常大的课程，共有300名学生和15名教授的课程，专门聚焦金融危机。这门课程今年秋天还会继续。此外，我们的教学委员会也在讨论，在课程中是否应该更加强调风险控制、企业与政府关系等等。我们已经做了许多改变，未来还会做更多的改变。
同时，我们的学生也在改变。从前，他们大部分想要进入金融服务业，现在还有这样的学生，但少了许多。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的传统行业去工作，还有学生选择去非盈利组织工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变化，我认为这是有益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好事。
经济观察报：IMF的前任首席经济学家Simon Johnson最近写了篇文章，叫作《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危机》（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Crisis in Economics），谈论这场金融危机让经济学经典理论遭遇的尴尬。那么，传统的商业教育理念和习惯是否也在经受拷问，商学院遭遇危机了吗？
腾博勋：不，商学院没有危机。
经济观察报：我们知道通常经济低迷期会有更多人选择去商学院进修，商学院是反周期的。但是，沃顿商学院以金融业知名，你们的毕业生一直在金融界，尤其是投资银行领域表现抢眼，那么，这场金融危机，商学院负有责任吗？
腾博勋：我想许许多多的人都有责任，我们有证监会，它需要对监管不到位负责，我们有美联储，它应该对宽松的信贷负责，所以你可以责怪政府。你也可以责怪华尔街的贪婪，他们扭曲的薪酬体系，只奖励短期行为，而不是长期业绩。当然，你也可以指责商学院，是商学院把这些人培育出来送去了华尔街。让我这么说吧，许许多多的原因共同制造了这场“完美风暴”，许许多多的人都要为此负责任，商学院也包括在内，但我不会特别指责某一方。
经济观察报：我想知道，你觉得商学院的学生在华尔街只是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呢，还是他们确实做了很坏的事？
腾博勋：呃，我想他们只是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当然，他们之中有一些人确实制造了麻烦，需要负责任，比如麦道夫的案子，我相信也有其他一些人做了类似的事。我想，很多人的行为都是被利益诱惑而做出的反应，金融业那种奖金的利益诱惑本身就有问题。你可以说他们贪婪，但其实这也是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老板说，只有这么做你才能赚大钱。但显然，他们这么做并不符合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所以，现在对金融业的考核机制也有很多反思，对员工的奖励应该建立在长期业绩的基础上，而不是短期表现。
我要说的是，没有人真正预见到这场金融危机，虽然有的人宣称他们早就看到了。沃顿早在一年前就看到，一场经济衰退即将来临，但我们没有预见到竟然会有这么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我想很难只责怪一方，很多人都有责任，不只是商学院。
经济观察报：人们说，现在是时候重新反思很多事情，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那么，商学院有没有反思长期以来的商业教育？
腾博勋：我同意，现在需要重新反思一切。但每个国家需要反思的不一样。中国和美国就差别很大。在美国，人们讨论政府和市场的角色，现在权力中心已经从纽约转移到了华盛顿。至于商业教育，我说了，沃顿商学院一直在做着改变，并不只是因为这场金融危机。
经济观察报：你来过中国8次了，今年已经来过3次，那么你对中国的商学院和商业教育了解多少？你觉得中国本土的商业教育怎样？
腾博勋：噢，我不想夸口我对中国本土商学院的了解。但是，我们和中国顶尖的一些商学院都有合作，我们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的商学院，有很紧密的联系。同时我们和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来往也很密切。我不能说我们已经是中国商业教育方面的专家，只能说，我们和中国的商业教育专家有很紧密的联系。我们是合作者，不是竞争对手，我们没有在中国提供教学项目，但是我们希望和中国本土优秀的商学院彼此学习。
经济观察报：在中国，有人说，在商学院其实不是为了学到什么知识，只是为了交些朋友以后做生意，美国的商学院也是这样么？
腾博勋：不，不只是交朋友而已。当然了，社交网非常重要，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仍然有许多基础知识你需要在商学院学习，那些都是做生意时你必须具备的基本常识，比如融资、会计、市场销售、风险控制等等。所以，在沃顿商学院，我们教给学生一整套的工具，以及许多经验教训。是的，学生们也彼此之间交流学习，即便是在毕业之后。沃顿的校友会是全球最大的，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交网。但是，在沃顿可不仅仅是为交朋友，我想，要交朋友的话，还有其他许多更便宜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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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明霞 2009-06-19
刘女士的宝宝快满三个月啦。家里堆满了亲戚朋友送给宝宝的礼物，童床、童车、童装和许多玩具。但刘女士发现，这些礼物有很多看不懂。
比如一款CHICOO牌的童车，说明书上同时有十几种外语，但就是没有中文说明，而商标上明明写着“Made in China”。还有Fisher牌的玩具、AVENT牌的消毒器，也都是中国制造却没有中文说明书。甚至一种婴儿用的小手帕，上面的语言只有日语。
“童车和手帕还好说，不用看说明也知道怎么用，但消毒器就不一样了，”刘女士说，用来给宝宝的奶嘴和奶瓶消毒的这种器皿，要加水，要插电，消毒需要多长时间，都需要说明书来指导。
“如果这些东西不是朋友从国外直接买回来的，那么完全没有中文标识的玩具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应该算是违法的，不符合中国政府的要求。”龚定宇说，但其实这些东西的品质相当不错，价格通常也昂贵，“CHICOO—意大利智高，它的童车至少要卖到八九百元；Fisher——美国费雪，它的东西很少有300元以下的；而AVENT——荷兰新安怡的消毒器可以卖到一千元以上。”
这些全球知名品牌的玩具与婴童产品，之所以没有任何中文说明书，是因为它虽然全部产自中国工厂和中国工人之手，却一直以来专供海外市场，而不是用来讨好中国妈妈的。但自从去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原本为了漂洋过海摆上欧美货架的玩具，大量滞留在中国沿海的许多工厂仓库里，不得已，只好转身进入中国家庭。
龚定宇是北京乐友达康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乐友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家孕婴童用品零售连锁企业，在全国拥有60多个直营店，店铺数量和面积全国第一，它足以揭开这些“看不懂的玩具”的所有秘密——这背后是一个长期面朝大海的中国玩具业，在去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不得不艰难转身的五味杂陈的故事。
不得已的回头
刘女士家里那些“看不懂的玩具”，在乐友总部的办公室里随处可见。
一款名为“蝴蝶垫”的玩具，外壳包装上有德语等四种欧洲语言，一个中文字也没有，但它明明是Made in China。“这是给一岁以下宝宝的一种非常好的玩具，在宝宝还不会翻身不会爬的时候，躺在那里通过抓、看、听，就可以感知整个世界的丰富，”龚定宇说，这么好的玩具，在中国市场却没有卖的，从珠三角的玩具企业出厂后，就立刻漂洋过海奔向欧美家庭。没有任何中文说明，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给中国的妈妈和孩子们准备的。
中国的珠三角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全球平均每10件玩具，就有7件产自中国。而产自中国的玩具，10件有8件是直接出口进入海外市场的。
正是这些漂洋过海主攻欧美市场的产品，借着过去10年全球消费市场的繁荣，创造了中国制造和出口的神话，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也是这些面朝大海的出口企业，把最大的热情和精力都献给了洋妈妈和洋孩子们，让中国的妈妈和孩子们，面对的一个选择很少的虚弱疲软的国内玩具市场。
乐友创建于2000年，多年来耕耘国内玩具市场的龚定宇，最郁闷的事情就是沿海这些出口玩具企业，从不拿他们国内玩具经销商放在眼里。
“他们嫌我们订货少，付款慢，退货多。而卖给国外市场，通常对方订货都在几万个，而且通常都是先付订金，货到就付全款，也不退货，”龚定宇说，而国内零散的销售商，通常只订几十个、上百个，而且拖欠货款，卖不出去的、有问题的还常常退货。
这导致乐友的店铺里只有两级分化的产品，要么是代理昂贵的国外知名品牌，高质高价，而这些产品本来就是产自中国沿海的，只因为先出口、绕了一大圈再回到中国市场，价格已经高的离谱，要么就是来自国内批发市场的低质低价的玩具。
事情从去年底开始起变化。全球消费市场的泡沫随美国金融危机而破灭，开始收紧钱包过日子的欧美妈妈们，不再任孩子将货架上的玩具扔进购物筐里。
据美国CBS今年年初的一向调查显示：在去年圣诞节期间，36%的母亲削减了给孩子的玩具支出，导致美国圣诞节期间的玩具消费萎缩了6亿美元。曾经雪片般飞向珠三角的玩具订单，自去年下半年开始零落起来。
今年3月间，龚定宇去了沿海好几个城市的玩具企业，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那么多停工停产的工厂，让龚定宇触目惊心，“以前他们根本不搭理我们，这次去对我们特别热情。”这一趟让龚定宇淘到许多好玩具，“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只给外国人用呢？”
龚定宇说他现在最大的精力都放在去那些出口玩具厂淘货，挑选出那些适合中国家庭、中国妈妈偏好的玩具，然后重新调整乐友的货架，“从前那些卖200多元一件的童装，现在直接从出口企业提货，只卖70多元，质量完全是一样的”。
当然，“要摆进乐友的店铺，我们都要求他们必须在外包装上贴一个中文标识，至少你要说明适合几岁儿童使用，还要有3C认证。”龚定宇说，没有任何中文标识的肯定不是合法的，但也难免会有一些直接流入市场了。
痛苦的转身
这本该个多赢的结局：
被欧美市场冷落的中国出口企业，得以转过身，在国内市场消化他们的库存积压；龚定宇这些国内玩具零售商们，不必再代理明明是中国制造、却贴了个外语品牌就昂贵的离谱、吓退消费者的产品，而可以直接从珠三角的工厂里拿到“欧美品质、心动价格”的玩具；而中国的妈妈们，不必只能在百货大厦和批发市场两个地方，给孩子挑选玩具，而是可以见到越来越多从前只能托朋友从外国带回来的上千块钱的玩具，现在不到100块就可以在国内买到。
但这个看起来很美的转变，背后伴随的中国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的转身，其实非常复杂和痛苦。龚定宇并没有因为这些曾经傲慢的出口企业对自己热情起来，就对前景乐观。
“我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他们：等到欧美市场好转了，是不是你又不理我啦？”龚定宇说他难免有这样的担忧，在和这些长期面向海外市场的出口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龚定宇遍尝其中的五味杂陈。
“我经常会对他们说，老王，老胡，什么时候来我们店里看看吧？”龚定宇说，但他们从来不来。他们习惯的方式是发邮件、发传真、发图片和经销商做生意，他们只拿订单，让做什么做什么，很少关心妈妈们究竟想给孩子买什么样的玩具。
龚定宇认为，这些出口企业经历了多年国际市场高标准的磨练，产品真的是低价高质，他们原本应该远比这些低端的国内玩具制造商有优势，但是他们沉浸在生产制造加工环节，对国内市场的环境、需求，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似乎也没有很大热情。
“刚开始时，很多出口企业都不懂增值税。他们习惯了享受出口退税，他们说都是国家退税给我们，怎么现在我们还得交税？”龚定宇说，很多出口企业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弄明白增值税，才开好增值税的发票给他们。
“他们主动找我们的很少，虽然拿国内市场当救命稻草，”龚定宇认为，出口企业目前最多只能算是回过头来望着国内市场，距离真正转过身面向国内，还远得很。
让龚定宇忧虑的还有大环境。“欧美市场很不景气，其实中国的内销市场，我也没有感觉有多么旺盛。”龚定宇说自己是悲观的人，在他看来，全球经济失衡的局面还在加剧，美国政府的赤字消费和中国的投资拉动型，都是在催生一个更大的泡沫，中美之间消费与生产失衡的怪圈，仍然死死扣在一起，没有打开。
“又调整了出口退税，我在想，为什么不把这些钱退给老百姓呢？”龚定宇认为，把钱退给企业，并不能很好地消化出口企业的过剩产能，而如果能直接降低增值税，让每个老百姓花钱的时候享受更多实惠，不是能促进国内消费，消化积压在沿海的库存吗？
龚定宇说，其实中国人比自己想象的要富，美国人比自己想象的要穷，如果人民币升值，让中国老百姓真正觉得自己有钱了，才能最终提振国内的消费市场，“每天晚上我看新闻，看到哪里又开工了，哪里又建成了，我就想到沿海那一片一片的空厂房，”龚定宇说他对这种投资拉动型的模式很担忧，“最后又形成更多的过剩产能和空的厂房。所以，我估计中国的经济会是最糟糕的W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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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霞 2009-7-10
初见尤努斯，我表现地完全像个粉丝，拿出他的书让他为我签名，要求跟他合影。
而且是个盲目的粉丝——虽然早在他得诺贝尔奖时，就听闻他的故事，但其实他这本《穷人的银行家》，我放在书架上多年都并没有读。除了“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这个头衔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直到那天晚餐桌上，让他本人签过名后，回家的地铁上我才开始读这本书。此后几天里，我几次在地铁上读这本书时掉下大滴泪水，被这个孟加拉经济学家和他的国度、他的银行的故事所震动。
尤努斯这次来北京也是参加智库峰会的。峰会第一天晚上，我受壹基金邀请，和尤努斯一起晚餐。周五下午下班时间的北京地铁和马路水泄不通，等我大汗淋漓终于赶到双子座兰会所时，晚餐已经开始。我推门而入，正对着和那本书上相片里一模一样的一张笑脸。没等其他人开口介绍，尤努斯隔着大圆桌冲我打招呼：你好！晚上好！——典型的美国式风格，对初次见面的陌生人，热情爽朗地就像是老朋友。
隔着好大一张圆形餐桌，我在正对尤努斯的位置坐下。主办方，壹基金执行主席周惟彦女士跟尤努斯邻座，不断向尤努斯介绍着壹基金的项目，以及新上桌的菜式。直到周惟彦女士有电话进来，去一旁接电话时，我才有机会插嘴。
我隔着餐桌大声问尤努斯：你第几次来中国了？那个智库峰会怎么样？
尤努斯掐掐手指，然后摊开双手说：太多太多次了，记不清啦。今天的峰会我没有去，只参加了昨晚的晚宴，你有去今天白天的会议吗？感觉怎样？
这个深色皮肤、头发花白、穿着民族服装的孟加拉人，一口清晰、随意、非常口语化、幽默的美式英语，没有任何口音。他回答问题时偶尔耸肩、摊开手的动作，也非常的美国化。但这些都没有抵消他身上浓重的亚洲族裔特性，沉稳、内敛。
那明天的论坛你会去听吗？你这次在北京呆几天？我问。
我呆会就要去赶飞机，去哥本哈根。尤努斯答。
哦？是去参加什么气候论坛吗？我问。
你问到好玩的部分了，你猜怎样，我去哥本哈根是去参加一个音乐节，很多年轻人聚集在那里的一个非常大的音乐节。尤努斯答。
那是个摇滚音乐节吗？你是摇滚音乐迷吗？
尤努斯哈哈笑起来，不，我不是为音乐而去，我是去宣讲我的银行和小额贷款的理念。
你是去筹钱吗？
不，钱不是最主要的，理念比钱更重要。我们需要钱，但年轻人没多少钱啊，让年轻一代接受格莱珉银行的理念很重要。
你在孟加拉银行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不缺钱了吗？
进行的不错，我们在孟加拉做的事情，已经复制到纽约了，你能想象么？……从这时开始，尤努斯刚才轻松的姿态变得严肃和热烈起来，他开始激情澎湃地讲述贷款者的故事，被激情点亮的眼睛闪闪发光。
你们只给他们钱，不给他们培训吗？你们怎么评估他要做的事情，能赚到钱偿还贷款呢？在纽约要开办自己的生意，费用很高昂吧，你得贷给他们多少钱才够呢？……
尤努斯不厌其烦、耐心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对我的所有质疑都心平气和地解释，并举出一大把的例子。而直到回家后读《穷人的银行家》这本书，我才发现，我问的问题都是被其他人也质疑，而他也回答了许多遍的问题。我一方面感激他对我的无知的耐心和宽容，一方面又想，也许他已经太习惯这麽多年来，一遍遍跟对他的银行和小额贷款一无所知的人讲述这些。
共进晚餐的感受，和读完他的书了解他的生平和故事，让我觉得尤努斯就像中国版的茅于轼。这不仅因为茅于轼也在中国推行过小额贷款的实验，虽然茅于轼失败了。他们真正相像的地方，是他们心怀的那一片让经济学知识造福人类，尤其是改善穷人生活的坚韧不懈、积极行动的努力。他们是少有的心怀慈悲与智慧，又积极入世，奔走行动的知识分子。
尤努斯的银行为妇女地位的提高、觉悟的提升所进行的艰巨努力，是书中最让我动容的部分。在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教统治的社会，尤努斯让最贫困、作为男人附属品的女性获得自救，不仅让妇女重建新生活，更是让她们重获身为女人的尊严。
曼德拉的一句话曾深深震撼过我：只要这地球上还有贫穷，人类就没有真正的尊严可言。
从某种意义而言，年近70的尤努斯是在为人类的尊严而战。他认为，无论生而贫穷，或者死于贫穷，都是人类的耻辱，任何一种死法，都不如饿死如此让人无法接受。
服务于一家财经媒体，做宏观经济的报道，每天听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们高谈阔论，货币投放、财税、股市、房价……听听尤努斯的故事，看看更遥远的图景，会觉得世界如此辽阔，而我们的电脑屏幕却如此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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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霞 2009-7-10
我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助理在电话里约好，7月7号下午4点在北京新世界酒店的大堂里做专访。下午3点多我刚走进酒店大堂，一眼就看到萨克斯正坐在大堂的沙发里跟几个人交谈。
萨克斯身穿白衬衫，领口敞开没有系领带，显得清爽而年轻，55岁的年纪完全没有一点衰老疲倦的迹象。他把眼睛摘下来拿在手里把玩，在认真倾听别人讲话时，他会咬着一根眼镜腿儿，眉头紧锁着思考。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加了冰块和柠檬片的可乐，但满满一杯似乎一口未动。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萨克斯本人。第一次是两年前了。2007年3月，我去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个名为“全球化报道”的论坛，当时萨克斯被邀请来给我们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记者讲述他的全球化观点。在此之前，其实我并不熟悉他。那次给我们讲课，让我领教了这位“明星教授”的效应。
到不是他讲的内容有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我已经把他和其他几位教授讲的内容混在一起，辨不清他当时的核心观点了，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我们那个20多人的教室，在他来讲课那天突然涌进来无数旁听的人。他们大多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当然不只新闻学院的，也有来自其他系的。可见这位教授受到的关注和热爱。
我就是在那里偶遇萨克斯现在的中国助理，李楠小姐。当时她还是哥大的学生，那天也去旁听我们的课程，发现我是在场唯一的中国记者，就上来跟我搭讪，聊天后我给她留下我的名片。那次在哥大新闻学院的论坛不过一周，结束后我们没有再联络过。直到两年后的现在。
我安静地坐在萨克斯旁边的沙发上，等他和那三个老外和两个中国人结束谈话，再开始我们约定的采访。大约3点40分左右，萨克斯起身和他们告别，我也站起身来准备开始采访。那几个人告辞后，剩下萨克斯和助理。我听到助理对萨克斯说，还有一个采访，现在可以开始吗？萨克斯有点撒娇地使劲摇头对助理说：哦，不，不要采访了，要多久呢？助理转过身来指着我说，记者已经到了，就20分钟好吗？最后一个采访了，我保证。
萨克斯转头看我，我连忙笑着打招呼，他也立即笑容满面冲我问好，然后转头低声对助理说：你保证这是最后一个采访，就20分钟，好吗？
他们一起向我走来，助理跟我说：对不起，他太累了，之后我们还有会议，所以，只有20分钟给你可以么？
可以呀，没问题，虽然她当初答应我是半小时。我对他们说，没关系，我理解，我保证问题少一些。萨克斯笑容可掬的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我对他说：我能想象你在北京的行程有多紧张，很累吧？我请你喝杯咖啡吧！我真怕你已经烦死了记者没完没了的愚蠢问题。
不，一点也不，我享受跟记者交谈。不用咖啡，只是太忙了，我一点不累，谢谢你。萨克斯充满风度，温柔和善。我揣测眼前这个平和敦厚的萨克斯，是天性如此，还是岁月磨练。
回望他50多岁的人生，虽然算不上大起大落，但确实曾一夜成名、又随即从高峰跌落。30岁时在玻利维亚的成功和在俄罗斯惨败，成为萨克斯要背负终生的印记。无论走到哪里，萨克斯总被提及是开创了“休克疗法”，并用此拯救了玻利维亚、却摧毁了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之父”。
我小心翼翼地并没有提及“休克疗法”和他在俄罗斯的经历，我怕无论是他或者读者对这个话题都已经审美疲劳。关于对俄罗斯失败经历的回顾，他20多年来已经回答过无数遍，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人渐年长，而对此有新的反思。在短短20分钟时间内，我更希望听到他对世界近况和中国现状的看法。但当我问到他对金砖四国前景的看法时，他首先提及对俄罗斯非常不看好，言语间流露出他对这个曾让他遭遇巨大挫败感的国度，始终心存阴影。
我们对话最终进行了33分钟，他不算滔滔不绝，但是对我问到的大部分问题，都有迅速的反应，都有清晰的答案。只有一个例外，当我问他是否真的相信，新兴市场能够脱钩于全球经济时，他沉默了有一小会儿，然后答道：I do.
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哈佛出身的经济学博士，更像一个人类学家，人道主义者或者社会活动家。他会对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以及中国发展都有清晰的判断和结论，但是他更热衷谈论的是环保、贫困、和人类的生活质量。他不断强调中国的领导力作用，对此我并不意外。让我有些诧异的是，他反复说，这个世界现在越来越复杂了，地球的麻烦非常大……
这和媒体描述中的那个萨克斯稍有出入。无论早年成功、爆得大名的殊荣、或者在全球积极奔走的经历，或者对公众大谈全球未来梦想，都让萨克斯给人留下他无所不能、无比乐观的形象。年轻时那个认为一切问题都很简单，一切麻烦都可以解决的萨克斯，被FT在一篇报道中称为“Mr. No Problem”。似乎在年轻萨克斯的眼中，一切皆有可能，贫困、疾病、污染、经济危机。。。都是问题，但都不是多么了不得的大麻烦。
而现在，已过了不惑和知天命年纪，世界并没有在萨克斯眼中越来越简单清晰，反而变得越来越复杂、难懂、难对付。“天啊，突然之间，我们都快认不出我们这个地球了。”萨克斯说，他并不掩藏他对当今这个复杂世界的困惑。
FT那篇和萨克斯共进午餐的记者说，和萨克斯吃饭完走出餐厅时，他也变得乐观，觉得好像一切也没那么难。但我在萨克斯交谈时，并没有感觉到他传递出的强烈乐观。他也并不悲观，他只是说，“我看不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这个挂着“地球研究所主任”头衔的知识分子，在短短半小时内，激起了我许多尊敬。虽然他“拯救地球”的抱负多少显得渺小而虚空，但比起每天充斥耳膜的股市、房市、银行、增长的讨论，这个开口闭口谈论水、空气、土地和非洲穷人的经济学家，在我心中泛起许多感动。
我想起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论里，将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仰望宇宙和星空的人，他们通常是哲学家、科学家，探索人类物质和精神的终极秘密；第二类是关心整个社会、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人，工程师、政治家、经济学家、律师等等，他们致力于改善整个人类的现实处境；第三类人，大多时候只关心自己周围方圆几尺的世界，保全自己的工作生活和家人的顺利平安，是他全部的人生意义，他们很少仰望星空或真正关心别人的生活。
这三类人不分高低，也彼此重合。哲学家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吃喝拉撒，普通人偶尔也会抬头仰望虚空，生出对自己与他人命运的无限感慨。
萨克斯的重心应该在第二类吧，尤其在他年过半百，经历了成功失败的毁誉参半之后，面对人生的后半段，萨克斯无比清晰坚定地要做一个拯救地球的人，他为建设一个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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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霞 北京报道 2009-7-10
24年前，31岁的美国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带着几篇通货膨胀的论文飞往南美，去拯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玻利维亚。他成功了。那一套做法后来被喻为“休克疗法”。
几年后，背着天才、神童的光环，萨克斯带着令他一举成名的“休克疗法”飞往俄罗斯。他失败了。从此背上了将俄罗斯经济推入绝境的罪名。
如今，55岁的萨克斯带着一份“中国2049项目”的计划书来到北京，在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为四十年之后的百岁中国描绘蓝图。
“休克疗法之父”萨克斯年轻时曾经觉得一切问题都很简单，都有一个明确的解。而现在，来京参加全球智库峰会期间接受本报专访时，萨克斯反复强调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金融危机与其他危机并发，地球状况不断恶化，人类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方式和出路，以求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世界。而在这个未来世界中，“中国必须担负起领导者的责任，因为世界已经等不及了。”
萨克斯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今年他已经四次来中国。他正在寻找“中国2049项目”的合作者，除了中国官方，比如发改委之外，一些优秀的中国智库与大学也会参与进来。据知，项目的正式启动将在今年11月。
中国2049项目
经济观察报：你这次来北京参加智库峰会，和中国的官员学者们交流了什么话题？
萨克斯：我们主要谈论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我向他们描述美国市场的情形，也向他们求证，复苏是不是真的在中国发生了。
我想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许多积极的进展，尤其是中国正在努力加大对国内的投资，以支持出口下降后的经济。同时，我很高兴听到他们对市场的乐观情绪保持着警惕。我向他们强调，美国市场的状况仍然很不稳定，美国不可能有一个强劲的复苏，无法成为拉动中国复苏的引擎。在未来几年内，中国更需要依赖自己的本土市场，在国内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项目和污染控制的投资。
和中国官员和学者们的交谈，让我了解到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正在设计一个长期的研究发展项目，我给它命名为“中国2049项目”（China 2049 Program）。这个计划的初衷，就是思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中国和整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大部分的发展项目都只关注眼前，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这个项目涉及的议题包括自然资源、土地、粮食、水、能源、贫困、人口、乡村、国际贸易等等，是展望未来几十年的一副世界图景。为什么是“中国2049计划”呢？因为中国的发展不仅彻底地改变着自己本国的根基，也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经济结构和资源分配。
经济观察报：那么这个计划设想2049年的中国和世界将是怎样一副图景？
萨克斯：我想，世界的未来需要一个与现在绝然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因为我们几乎已经要用尽地球上的土地、水，新鲜空气和石油，如果我们还按过去以及现在的模式来发展，未来将无以为继，所以，这个项目就是要建立未来世界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
中国领导 G3行动
经济观察报：中国将在那个新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中扮演什么角色？
萨克斯：领导者，我希望中国在未来世界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经济观察报：那么美国呢？有人认为需要“G2”——中国和美国来解决全球问题，你觉得G2能够取代G8或者G20吗？
萨克斯：美国和中国应该是合作伙伴的关系，他们需要一起工作，才能解决二氧化碳排放和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才能建立起一个更稳定的全球货币体系。
但现实来看，我们现有的体系其实是“G3”——美国、中国和欧盟这三方集团。欧盟在全球事务中一直发挥着很大作用。也许我们应该把中国放进亚洲，那么，真正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是美国、欧盟和亚洲的G3。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中国准备好在全球担负起领导者的角色了吗？
萨克斯：中国官员会说，不，再给我25年吧，等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再考虑要不要当领导者，现在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别对我们要求那么多。
但我想，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世界实在有太多问题和麻烦了，而中国对世界而言已经足够大。现在我们面临着能源危机、气候危机、贫困危机、金融危机等等许多难题，中国必须承担起它在全球的领导责任，因为世界已经等不及了。
美国不是好榜样
经济观察报：很多美国人批评奥巴马非常的“社会主义”，你也曾写文章批评他。
萨克斯：我见到奥巴马总统时，他第一句话就是，我读了你批评我的那些文章。我告诉他，是的，我是批评你的一些政策，但我一直都是你坚定的支持者。
我认为，现在我们都需要一个更加混合的体制，市场一些、政府一些、非政府组织等等都包含进来，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社会。即便在中国，其实它的私有化过程也促进了这种混合体制的形成，它也不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体制，而我非常赞同这种变化。
因为现在的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其实都在向一个更混合的体制演进，市场、政府、以及非政府的社团力量都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个人相当喜欢这种体制，我觉得它比那种完全的市场经济或者纯粹的社会主义都要好。事实上，我正在写关于这方面的一本书，我强调一个市场、政府、公民社会、社团、家庭都包括在内的混合体制。
过去25年，美国在经济战略上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向自由市场的方向走得太远了，而不是一个足够混合和平衡的经济体制。所以，我建议中国不要拿某个国家的模式当榜样，美国目前的体制并不是个好样板。
如果你20多年前问我，我想我会说，中国只管追随欧美的发展路径一路向前就好了，但现在不可以了，无论欧美还是中国，都不能再那么做了，我们整个世界都需要做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建立新的能源结构、新的乡村改革、新的交通体系等等。我觉得眼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金融危机伴随着贫困等等其他危机，很多事情都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我最欣赏的模式是瑞典和挪威。当然了，他们是非常小的经济体，人口很少，他们不存在中国这种巨大的内部差异和分化，但是他们非常平衡，市场和政府、环境和发展、个人和社会，都非常地理性和平衡。我知道不同国家面临不同的挑战，但我想，无论是富国，或者还在追赶中的国家，都应该去考虑这种平衡。如何达到这种技术、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平衡，是一切的关键。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金砖四国”的前景？
萨克斯：这几个国家非常不同。我对俄罗斯的前景不怎么乐观，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极度依赖能源出口，油价高他们就增长，反之就放缓。
巴西很像中国，年轻，充满活力，是个食品生产和出口大国。他们也很依赖欧美市场，但是对亚洲也出口很多，所以他们这次虽然很受冲击，但仍然有很多增长动力，我相信他们能找到快速复苏和增长的支撑点。
印度也很有活力，但我觉得它比中国要不稳定，因为它的贫困问题和环境问题更严重，目前财政赤字也很高。但是印度的技术力量不错，而且现在的印度总理非常聪明，他管理经济的能力十分出色，我认为印度能够保持6%到6.5%的增长。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是否相信，“金砖四国”代表的新兴市场能够与全球经济脱钩？
萨克斯：我相信。中国有如此巨大的国内投资需求，广阔的农村地区，能源体系的建立，污染控制等等，国内发展的需求如此之大，即便出口减少，也足以支撑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
其实我一直都倾向于认同“脱钩论”，一年前我都在说“脱钩”。但去年底看到全球经济都陷入衰退，让我很沮丧。现在我倾向重回“脱钩论”，但只回来了一半。今年1月我来中国时，中国官员跟我说：别担心，我们就要复苏啦。3月我再次来中国时，已经有一些好转迹象，7月我又来到中国，但是我对这些乐观迹象保持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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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霞 2009-6-27
42岁的古川元久正在努力学中文。遇到中国人，他会用生硬的中文自我介绍：“我是古川元久！”然后解释，“中文太难了，尤其是发音和听力。也许是因为我起步太晚，我真应该早点开始学中文。”
古川是日本众议院民主党议员。他所代表的辖区，正是丰田公司的总部所在——爱知县名古屋市。古川说他建议日本的学校除了英语之外，还应该增设中文课程，“因为中国人太多了。不只在中国和亚洲，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在说中文。日本的年轻人应该掌握中文，以面对未来世界。”
曾供职于大藏省（即日本财政部）的古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结束回到东京后辞去公职，1996年竞选众议院议员成功，此后多次连任至今。目前他在日本众议院担任经济、贸易与工业委员会高级总裁，在民主党内负责税务与养老金研究委员会。
虽然一直是在野的身份——民主党是日本第一大在野党——年轻的古川在日本政坛算得上政治新星之一。几年前，在山本一太编撰的一本《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宣言》中，古川与前首相安倍晋三、前防卫大臣小池百合子一起，位列29位日本政坛新生力量之一。
10多年的议员生涯至今，古川正迎来自己从政以来最斗志昂扬的时刻。各项民意调查显示，已占据首相府超过半个世纪的自民党，很可能在8月的众议院大选中失去执政党的地位，而古川所在民主党最有实力取而代之。6月初，民主党代理代表菅直人出访英国时带着古川同行。据《朝日新闻》报道，“民主党宣称，执政后将借鉴英国的政治体制，抛弃自民党留下的官僚主义。”
泡沫经济破灭后深陷衰退泥潭尚未复苏，又雪上加霜遭遇美国金融危机的重创，日本自二战后创造的奇迹和辉煌，或许将以自民党的下台而画上一个句号。民主党能否开启日本一个崭新的时代？
有人嘲讽，日本的自民党和民主党，不过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区别，但古川宣称，民主党将带给日本堪比当年明治维新的深刻变革。而变革的方向，是要在投奔西方近150年后，重回亚洲的怀抱。
近日，古川元久在东京接受本报采访，反思日本当年泡沫破灭的经验，预言民主党上台后日本的未来。
“当年我们太乐观”
经济观察报：美国的金融危机让人们又开始讨论日本“失去的十年”，对比日本当年的做法和美国政府现在的做法。那么，当你们自己回头去看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十年，觉得日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古川：噢，列举我们做错的事情很容易。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我们本应该更多致力于对国内市场进行结构性改革。但要推动国内市场的结构性变革，需要执政党有巨大的政治勇气，所以这件事就被政府搁置起来了。结果造成日本国内市场和产业的弱小，尤其是农业。执政党对农业的保护，导致日本的农业在过去60年里几乎是停滞的。因为农民是自民党坚定的支持者，他们需要这部分人的选票，所以一直为农业提供高额补贴，并限制新的进入者。就是这些类似的做法，导致了日本国内一些产业的虚弱，增长缓慢，缺乏竞争力，医疗保障业也是如此。
做对的事情有一件，小泉纯一郎的经济结构改革。小泉从政治上来看挺“右”的，他曾试图改变日本长期以来的经济结构，但这触及到了许多人的根本利益，所以他的改革后来专注于外贸公司，将日本变成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正是小泉对出口制造业的放松管制和促进竞争，造就了日本汽车和电子制造业的辉煌，日本的这两个产业在当今世界非常强大。
但同时，只发展出口制造业，拖延了国内市场的改革，造成日本国内产业没有任何竞争力，单一依靠出口，直接导致日本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遭受重创。这是目前日本经济最大的问题。
当年我们太乐观了。我们曾经真的相信日本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甚至泡沫破灭之后，我们仍然相信那会是一次短暂的低迷期，日本可以轻松应对。正是这种情绪让我们的政策准备不足，让局面更加恶化了。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日本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
经济观察报：据说你们民主党很有可能赢得下个月的大选，由此终结自民党执政50多年的历史。如果你们党上台执政，准备怎么应对金融危机，拯救日本？
古川：如果我们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那将成为日本民主史上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现在自民党非常恐惧，害怕失去权力。所以他们现在所谓应对金融危机的种种举措，都是短期行为，是你在竞选前期才能看到的举动，他们放弃对日本的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重建一个健康的财政体系。
看到自民党大势已去，我们民主党在去年秋天就确定了一整套我们执政后的政策，其核心有两点：第一，就是要着眼长远进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比如改革教育体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等；第二，我们的经济刺激政策不会用来支持投资方，而是支持消费者，比如提高家庭收入、降低燃油税等等。
我们的政策也会从老年人向年轻一代转移。其实在很长的时间内，日本政府都不怎么关心年轻一代，因为在泡沫经济之前，在日本社会有一条通向成功的“黄金法则”：读最好的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最好的公司，甚至进入华尔街工作，然后在这些跨国公司工作到退休。这曾经是日本经典的“成功故事”。
但泡沫破灭之后，许多这样的大公司都在裁员，甚至破产了，年轻人读完大学之后找不到一份好工作，觉得看不到一个明亮的未来，实现不了他们的梦想。我们觉得不能让年轻一代失去梦想和对未来的追求，我们应该让他们掌握更多的技能，拥有一份好工作，面对未来社会。所以，我们需要将政策越来越多的从老年人转移到年轻的一代身上。
再来一场“明治维新”
经济观察报：在美国，年轻的黑人总统奥巴马承诺要改变美国。在日本，如果你们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日本会怎么改变？
古川：你知不知道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是始自140多年前的一场变革，是日本历史上最深刻的改革，日本结束了幕府统治，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这场变革进行地非常迅速而艰难。幕府时代延续了260年，但明治维新让我们在短短10年之内，彻底改变了日本的各种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我们不再穿和服，开始穿西装，头发也剪成了短发。这就是日本的民族性，通常我们保守，不愿改变，但一旦我们决定要改变，就会变的非常快，日本可以做到迅速地改变。
一旦我们民主党取得执政权，我们也要做140年前那样的事，日本需要一场当年那样的巨变。
经济观察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盘西化，脱亚入欧了，你们要再来一次明治维新的话，会让日本往哪里走？
古川：是，幕府时代日本是闭关锁国的，明治维新后，日本对西方完全开放，脱亚入欧，这是日本开放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二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了，日本开始对美国完全开放。到现在，当我们思考日本社会的未来，日本要得救，我想只有一条路可走，只有一个方向，就是重新成为亚洲的一部分。
因为日本是一个人口不断下降的老龄化社会，所以，在日本国内很难再找到增长前景了。西方社会也同样面临老龄化的问题。但环顾我们的亚洲邻居，亚洲地区的人口还在不断增长，人口结构很年轻，所以亚洲将继续发展和增长。只有重回亚洲，日本才能分享亚洲的增长和繁荣。所以，我相信日本必须对亚洲全面开放。我个人觉得，日本应该干脆对其他亚洲国家取消签证。
重回亚洲
经济观察报：日本重回亚洲的话，对亚洲意味着什么？
古川：我想未来日本在这个区域将扮演非常独特的角色。我个人希望，日本在亚洲的角色，就像是纽约之于美国。
我在纽约生活过几年，我很喜欢纽约，它就像我的第二故乡。纽约其实并不是典型的美国，它不能代表美国，理解了纽约，你不能说你就理解了美国。但是，不理解纽约，你就一定不理解美国，你必须先理解纽约，才能去理解整个美国。所以，纽约就像是美国的门户，是东方了解美国的第一站。
我希望日本以后能成为亚洲的门户。日本身处亚洲，本来就是这个区域的一部分，但同时，日本是亚洲地区最西化的一个国家。我们不能代表整个亚洲文化，但可以作为西方世界了解亚洲的第一站。
我想起来有个朋友对我说，日本人如果吃麦当劳汉堡吃上几百年，我们头发就会变成金黄色了。我可不相信他的话，我相信日本始终都会是亚洲的一部分。我希望日本能做好亚洲的门户，对整个世界开放，也对亚洲开放。就像纽约对全世界都开放，它把自己变成了世界了解美国和西方的通道，经过纽约，你就走向了世界。以后，西方要理解东方，就从日本开始，经过日本，进入亚洲。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中国的崛起？
古川：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崛起，开始了西方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变革，这个阶段，日本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到第二个阶段，日本走向了军事化和帝国主义，这是错误的方向。如果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想亚洲邻居们也会有担心，一旦中国强大，会不会在亚洲地区不断扩大自己的力量，对其他亚洲国家施加它的影响力？
所以，我希望中国的崛起之路，能回望历史，汲取经验教训，学习日本做对的事情，避免日本做错的事情。因为亚洲地区和欧洲不一样，欧洲各个国家的版图和人口都差不多，势均力敌，和平共处。但亚洲区域有几个超级大国，中国和印度，日本也在内。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时，能考虑到整个亚洲地区的和谐。 -
——专访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黄明
程明霞 2009-6-24
2004年从美国回到北京的黄明，随身带来一只空的巧克力盒子。五年来，这只盒子里已经装满了巧克力，“甚至每一格里面都有好几粒巧克力”。
黄明所说的“巧克力盒子”，其实是指他在美国学到的金融学理论框架，而一粒粒滋味不同的“巧克力”，是指他回国以来任教长江商学院期间收集的中国企业案例。在斯坦福大学打下的西方金融学理论功底，以及长期在美国求学、教学和生活的经历，加之回国后对中国市场的观察，在长江商学院与中国企业家的交流，让黄明游走在中美两个空间的企业界、金融圈、学院派中，对美国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有自己的洞察。
在一片对“美式资本主义”的怀疑声浪中，黄明看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美国社会坚实的根基，他认为这才是美国神话的真相；而在一片庆幸中国因封闭而免于受伤的洋洋自得中，他担心，中国自我隔离的孤岛式生存该如何能发展而强大？
健康才是硬道理！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唯一真理。黄明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品创新、衍生品发展的前提，必须先确保一个健康、按规矩出牌、法律面前一视同仁的国内市场。
黄明没有忘记也打了一板子在金融学教授的屁股上，尽管他自己也是一名金融学教授，他认为西方金融学的主流学派无疑要为这场金融浩劫负责。所幸他自己从来都是“少数派”，一直在主流之外，因此他个人不必问心有愧，也没有任何的信仰危机——那只从美国带回来的“巧克力盒子”，一直都是黄明坚固而强大的思想武器，而那一粒粒充满“中国滋味”的巧克力，“不过是做了些加法”，让这件武器更增分量而已。
美国：榜样倒下的真相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倒下的后果也是无穷的。榜样的坍塌，让那些追随榜样的人要么遭遇信仰危机，迷失了方向，开始寻找新的榜样；要么干脆掉头走向反方向，开始了对曾经榜样的彻底否定、批判和弃绝。
中国也是美国榜样的追随者之一。不管中国官方对美式价值观和美式资本主义有多少怀疑和抵抗，但美国在金融业上无可匹敌的地位，让华尔街成为全球金融业的圣地。中国只是其中一个朝拜者而已。它的开放、自由、创新、繁荣，一度也是中国金融业心向往之的理想国。——直到雷曼兄弟的倒下。
“论雷曼兄弟的倒下及华尔街的坍塌”，至今是一篇没有完成的论文。银行家的贪婪、创新者的无所顾忌、政府的无能……有人说这是一场“完美风暴”，每一个因素都在最恰当的时候发生了作用，最终酝酿了这次摧枯拉朽的龙卷风。“就好比一个小偷越过了六、七扇门，最后偷走了东西，那么你该怪哪一扇门没守好呢？”——黄明说他的板子打得很均匀，投行、房贷公司、评级公司、监管方、甚至普通的购房者，这个链条上每一环都难逃罪责。
“银行家又不是去年才开始贪婪的，他们每年都贪婪。创新过度，也是个有点奇怪的词儿，创新怎么会过度呢？”黄明说，这场灾难没有唯一的有罪者。但是，如果相比于监管能力的不足，美国金融业衍生产品的创新确实过度了，“如果你问我最重的那块板子打在哪儿，那我还是打在政府屁股上。”
对监管者在这场金融灾难中的失职，没有人留情面。来自国内国际的问责、指责、要求其负责的声音，海啸般吞没了美国政府。而中国曾经最引以为榜样的，正是美国严格的监管制度。
虽然黄明也把最重的板子打在了美国监管方的屁股上，但却并不是一板子打死。对于美国政府的监管理念和行为方式，黄明有惊人的洞察力。
仔细看：其实，美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交易确实很严格，但它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对场内（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产品的交易上，所以他们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出什么事，监管的非常好，没有内幕消息，没有关联交易，没有操纵股价，没有老鼠仓。美国场内交易的金融品市场非常健康，投资者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崇尚价值投资理念而交易。而这次出事的，都是场外交易的复杂衍生品，美国政府的监管重心在这场金融危机之前并不在这里，对于对冲基金，比如麦道夫的基金运作，没有任何的监管。
为什么呢？——黄明说，这种监管理念和思路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场内交易的主体都是普通投资者，是老百姓。老百姓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选民，他们手握选票，决定监管者的饭碗。同时，作为缺乏专业的金融知识和操作技能的普通投资者而言，相比金融家他们是交易中的弱势群体，“美国政府拿他们当儿童看，要重点保护他们的利益”。
就是这样一种保护弱者、保护选民的意识，让美国政府对涉及大众投资者的普通金融产品和场内交易监管非常严格，而对这次出事的机构之间场外交易的复杂金融品，没有什么监管。“金融机构，包括麦道夫的许多客户，很有钱的人，美国政府觉得你们都是成人，有钱、有判断力，你们之间的游戏，输赢损失都应该你们自己去面对和承担，政府不需要为此担心。”而这次成人之间过度的赌博游戏给整个市场和经济体酿成的灾难，定会给美国政府深刻的教训，以后金融市场上所有的交易者都要被严格监管了。
——这才是强大的美国金融业此番遭劫的症结。黄明认为，这虽然是惨痛的一课，但并没有伤及美国金融业坚固的基石。这块基石才是“美国榜样”的真相。
这个真相藏在一个故事里，黄明讲到：
安然公司倒下的故事人人都知道。都知道那个做假账的安然原董事长，最后被定了罪、判了刑，他在被送进监狱前，突发心脏病死了。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董事长是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的好哥们。从布什一路当州长到最后当总统，安然这个董事长一直都是布什的捐资人，为布什从政捐了很多钱，他们彼此哥们相称，关系很铁。而办理安然案子的不过是个30来岁毫无背景的检察官。就是这个没有来头的年轻检察官，不依不饶，不畏背后权势，硬是把这个董事长送上了法庭，定罪判刑。如果不是这个董事长突发心脏病死去，那他的余生就是在监狱中度过了，哪怕他的好哥们，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也帮不了他。
这不过就是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故事。但是，别说中国了，全世界有几个国家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黄明认为，这才是金融市场得以良性发展的根本基石。因为金融市场是一个“来快钱”的地方，信息会严重不对称，很容易成为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欺诈没钱没权没势的人的天堂，因此，这个市场必须一视同仁、对所有投资主体同样管束的规则，才能确保这是一个公平健康的市场，这个市场才能发展而繁荣。
就这一点来说，美国做到了。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罪恶，最终会被追究和惩罚，那么这个市场的前景就不必忧虑。黄明认为，这场危机并没有摧毁美国金融市场的这块坚固基石，因此它仍然是中国的榜样。
中国：孤岛生存的真理
当黄明把眼光拉回中国，话题说回中国市场，他的语气激动起来，“说起来会让人忍不住生气。”
这是完全不同于美国金融市场的另一个星球：就像一座孤岛上的原始丛林带，其中既出没着疯狂凶猛的肉食动物，对不掌握权势和知识的弱小投资者进行残酷的欺诈，同时，与世隔绝的这座孤岛，发育非常脆弱，虽然躲得过外面世界的传染病，但本身机制的混乱，让它的体格生长畸形而不健全。
美国的资本市场，崇尚“价值投资”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在中国股市根本就是笑谈。谁做价值投资，那是因为他蠢，没有权势和门路。赚钱的人都不是靠价值投资的，靠的不过一条内幕消息、一些关联交易、操纵几支股票的价格等等。黄明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远未建立起基本的公平的游戏规则，场内交易非常混乱。
“温家宝总理想知道中国的金融市场好不好的话，不用请教什么权威，只用问三个问题就好了：优秀的民营企业需要融资，它能不能顺利上市？普通老百姓是不是有多样的金融产品可供选择，有丰富的投资渠道？市场上的所有交易主体，是不是都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
黄明说，这就是他定义的“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的标准。而中国的金融市场这三条目前都没有达到。黄明说他赞同这样的观点，中国确实得益于封闭的金融市场，而在这场金融海啸中免受冲击，开放确实要谨慎，“俄罗斯倒是先开放了，结果美国股市跌30%，它跌70%。”
但是，孤岛生存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的金融市场必须把自己的抵抗力建设起来。“如果你现在坚持要隔离或者半隔离，保持这种孤岛生存的状态，没问题，”黄明说，“那你要起码在这个孤岛上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环境啊。”
黄明认为中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存在很多悖论：我们本土的银行要做简单金融品的创新，非常难，管的非常死，国际投行却至今仍是政府的座上宾，在中国市场进行复杂衍生品的设计；一方面，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主导力非常大，一方面对普通投资者的保护根本没有。
放开市场很简单，让市场健康很难，建立起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金融市场就更难了。说到这里，黄明流露出一些悲观：任何改革都在危机中更易于推进，除了金融改革。因为金融改革的效果和成本都是隐性的，它的受伤者是公司、优秀的企业家，让他们丧失了发展的机会，从而给社会创造更大财富，但不是直接的老百姓，政府会因为老百姓饿肚子而抓紧改革，但很难因为优秀的企业缺少资金而有动力进行金融改革。
黄明说，其实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问题，说到底不是个理念问题或者能力问题，而是个利益问题。
金融学教授：乱世中解惑
辗转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中国长江商学院教学的黄明说，他的生活从来都很忙碌。但这场金融危机改变了他忙碌的重心。
“危机之前，我就是个忙于教书、做研究、自己写书的学者，现在危机中，我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解、解释很多困惑和疑难上，是解惑者的角色。”
学员们有时开玩笑说，商学院教授的讲义二十年不变。但黄明说，他为此自豪。因为他对自己那个“巧克力盒子”非常有信心，“那个坚实的理论框架，是许多智慧的积累和结晶，是经得起时间和不同语境考验的，我不需要时时改变，我只需要不时的做加法，不断地给里面装进去新的巧克力。”黄明瞧不起那些三天两头推翻自己的教授，“说明他根本没有坚实的、深思熟虑的理论框架。”
这场金融危机让黄明推迟了自己两本书的写作计划。一本是他与合作者准备的一本相当于教科书的《行为金融学》。西方现在金融学派的主流是“市场理性派”，认为市场是理性的，根本不需要监管，市场会自动调节、最终达到最合理的市场状态。
这就好像菜市场不需要政府监管，因为买菜的人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些是病猪肉，就不会去买，那也不会有人去卖病猪肉了，要政府干嘛呢？“美国证监会最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给取缔了。”——黄明说自己从来都没有信奉过这一套主流理论，他的专业是“行为金融学”，他认为投资者并不是完全理性、总能做出正确判断的，投资者需要被教育，需要被保护，因此需要政府的监管。
黄明有些痛心的提到一位民营企业家朋友的霉运。这位民营企业家被一家新加坡的投行说服了帮他做理财投资，拿出辛辛苦苦赚的八千万交给他们。两个月不到，八千万没了，还亏了九千万，倒欠对方的钱。整个过程他毫不知情，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拿着他的钱去做了什么豪赌的生意。
黄明说他从来不预测股市，金融学教授不是股评家。但他看电视上那些天花乱坠、胡说八道的股评家会难免生气。因此，他决定再忙也要挤出时间来，尽快完成他另一本书的写作计划。他想写一本给大众投资者、普通老百姓读的通俗金融学，用轻松易懂的方式学习一些基本的金融学知识。
“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给老百姓讲孔子、孟子的国学教授，讲的非常好。却没有几个真正的金融学教授给老百姓讲基本的金融学知识。”黄明听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论》成为畅销书，成为民营企业家过年期间最热门的新年礼物，“但是，《资本论》跟现代金融学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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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明霞 2009-6-19
那原本是个浑浑噩噩的早晨，即便飞机已经降落，我们停留在机舱，被防菌面具防菌服全副武装的检疫员，举着类似手枪的仪器瞄准我眉心测量我体温时，我都还在迷迷糊糊的半梦半醒之间。昨晚1点半才睡下，3点半起床打包行李，5点半从宾馆出发，8点半从香港机场起飞，12点下飞机时，我还没有补足欠缺的睡眠，一心只想立刻奔回家，立刻奔上床，大补这趟远足消耗的体力。
自以为年轻健康的我，绝没想到这趟辗转夏威夷、东京、广州、深圳、香港的浪漫华丽的旅行，会以地坛医院为终站。
（一）
涌出机舱的人群在红外线体温检测器前排起长队，逐一通过。在我前后的分别是一位高个的中年男子和一个3、5岁的小男孩，一直平静的仪器在我们三人这里突然开始鸣叫。我在这一刻完全清醒过来，正环顾四周，仪器旁边的检疫员径直走到我面前，一个请的手势，将我带到旁边一个由屏障隔出的小空间里。
里面一排椅子，一张桌子，两个戴口罩的年轻女孩。一个女孩拿来口罩让我立即带上，另一个女孩拿出消毒过的体温计让我夹在腋下。还没等我的五分钟过去，门外又有鸣响声，很快，另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被送进来，也被带上口罩夹上体温计。
五分钟到，我的体温是37.5。我对女孩解释说，刚才我在飞机上测都没事啊，我想是昨晚我太累，没睡够，所以体温高。女孩说，那你去跟医生说，我现在必须送你到医生那里去。我被带去另一个类似的小空间，同样的桌子椅子女孩和温度计。不同的是，这间屋子有好几个带着口罩正夹着温度计测体温的人。
一名中年妇女被带进来，她嚷嚷着：我没事！我没事！你们要让我干嘛呀？我不发烧，就是咳嗽而已，嗓子有点疼，还测什么呀，我每天都带着温度计给自己测，我不发烧。
女孩还是把体温计给她：你有相关症状，所以必须再测下体温，五分钟就好，请您配合。
“五分钟！那怎么行？我们整个团的人都在外面等着呢，就等我一个人。不行我得走，我没事。早知我就不填我咳嗽和嗓子疼了！……”妇女情绪很激动，不时地张望外面。就在检疫女孩转身的瞬间，她将体温计放在桌上飞快地跑了。检疫女孩转身一看人跑了，立即一边追出去，一边喊救兵：“有个发热的跑啦！快，就前面那个女的。”从缝隙里，我看到妇女很快被抓住了。导游和检疫员们一起规劝她，让她做完体温测试。
又一个五分钟，我的体温还是37.5。我被再次转移，送到一间套房里。这里更加人满为患，外间挤满了带着口罩刚从飞机下来的旅人，包括黑色皮肤和各种颜色头发的人，里屋是一位医生和一张小病床。有个年轻女孩大概是俄罗斯人，她不懂英语，没法和检疫人员交流，回头大声叫爸爸，她父亲进来后用蹩脚的英语和检疫人员对话。
有个看上去病得不轻的日本人，不懂中文也不懂英语。检疫员低头看着桌面，上面大概有日语提示，随后叽里咕噜对他说了一句话，日本人还是不懂。双方无奈地对视。
我先在外间被再次细细审问了一遍过去4周的行程，以及是否进过病毒实验室与家禽市场，是否每餐之前都洗手等等诸多问题后，被带到医生面前。她又询问了我一遍行程，以及是否有不适感，然后测了我的血压和心跳。
虽然很累，我开口时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活泼有力，以证明我很健康，并解释我昨晚没睡，今早没吃，以至能量不足，体温升高。但医生说我血压略低、心跳略快，体温太高，虽然没有其他任何症状。。。。“你先在这里坐一下，我得去跟领导汇报，我们需要会诊下。”她去了挺久才回来，带给我坏消息：“我们没有把握，不能放你走，需要送你去医院化验。”
我于是被带进一间空旷的房间，并被告之，机场一方会负责找到并送来我的行李，然后地坛医院的120救护车会来接我去地坛医院。直到此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要被隔离了。送我进隔离室的机场检疫美眉告诉我：只是去医院做下血检和咽验，大概两三个小时结果就出来了，没事的话，就可以回家了，不要担心。
既来之则安之。我非常自信自己虽不健壮但很健康。配合检查，与己负责，更是与人负责。刚才已经碰过面的那个年轻男孩过了一会也被送进来。原来他在澳大利亚读书，刚考完试放假，从墨尔本回来，在香港转机到北京，他的体温是37.6。他说自己为了复习和应付考试以及赶飞机，已经几乎3天没合眼。除了发烧、困、饿，没什么感觉。
又一个小伙被送进来。紧身牛仔裤，高筒皮靴，长而卷的头发，很有艺术范儿。他进来后一直不与我们攀谈，我以为他是日本人。直到他开口用普通话对检疫员抱怨口罩太闷，能否换个不闷的口罩给他。原来他是从丹麦开会回来。
行李送来了。我们三人被带到楼外，一辆破旧狭窄的120救护车在等我们。车内无比闷热，空调通风口被透明胶带蒙着，驾驶间跟我们后座被一帘破布隔开。这小破车最让人震惊的是它的音响，汽车刚发动，司机打开了收音机，电台里正播放的传统相声，从后座的喇叭里刺耳地传出来，吓了我们三人一跳。从机场到地坛医院大约20来分钟，我们一路就伴着热闹聒噪的相声段子。真的很后现代！
（二）
终于驶进了传说中的地坛医院。先被送到发热急诊处，再次测量体温，都没怎么降。我们着急地问，什么时候开始化验，什么时候出结果，什么时候能放我们走。
“护士呆会就带你们去病房，然后就化验，结果大概10几个小时出来。”医生答。
“什么？！！”我们三人都震惊地吼起来，“不是说两三个小时就出结果么，怎么要10几个小时？”
“谁说两三个小时？化验结果出来总有个过程，今天结果是出不来的。明天结果出来，没事的话你们就可以走了。”
直到这一刻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要被隔离了！一股被骗、被挟持到这里的滋味涌上心头，丹麦回来的小伙发飙了：“我是不会在你们这里住的，我宁可住到草地上！你们赶紧给我们化验，刚才在机场跟我们说只要两三个小时，现在又说10几个小时。我怎么样也不会住这里的，你们医院是什么样子我清楚的很。。。”医生一时间被小伙的愤怒给惊住了，几乎说不出话来。
澳大利亚回来的男孩是个温顺孩子，他劝丹麦小伙，“唉，算了，我妈妈也是医生。非典时我妈妈的医院就是收治病人的定点医院，她们也很不容易。我们就配合他们吧。”
接受这个现实还真有点困难。漫长旅途后回家泡个香浴、睡个好觉的念头打消掉吧，听到小男孩的话，我压住怒火，强迫自己心平气和地接受被隔离的命运。
拖着出差一个月的大行李箱，我和他们两人一起被护士带到住院大楼，送进隔离病房。房间虽然空间狭小，但整洁，淡蓝色墙壁让人觉得清爽。护士送来牙膏牙刷毛巾拖鞋和一瓶农夫山泉，并教我怎么插卡洗澡，“每天只允许洗16分钟，”然后问我还有什么需求。我说我很饿。她说好，她去找吃的，让我就此安心呆在屋里，不许出门。
这时大概下午3点半。从早上3点半起床到现在，我已经累到极限，一头栽在床上，心想干脆就这样一觉到明天，补足了睡眠再回家也不错。
堕入睡乡的我，时时被惊醒。护士先是送来几个小面包，告诉我食堂现在没饭，晚饭要到6点半。然后每隔一小时探头进来喊：体温计插上，测下体温。然后五分钟后再次探头进来问：多少度？从进病房开始我的体温开始直线下降，从37.5到37，到36.5，一次比一次低。
除了每小时定时现身的护士。还有不少其他访客频频到来。每个人进来，毫无例外都是拿着一张表格将相同的问题逐一再问我一遍：从哪里回来？还去哪里了？……
又一次刚睡去，就被床头的音响吵醒：是程明霞吗？是程明霞吗？我是医生，现在问你一些问题。请回答：你从哪里回来？。。。。。
扰人清梦不说，居然又是一样的问题，我怒了：你们怎么回事？！！我从机场到现在，回答这些问题，回答了30遍了，填了一模一样的单子，填了30张了！你们浪费时间一遍遍问我同样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我填了那么多单子，我填一张你们撕一张是不是？？？到底什么时候来给我们化验？
医生并不生气，听我发泄完，很有礼貌的说：对不起，你以前填的单子我没看到，我这里必须再次收集你的信息。请你配合！
晕菜！我别无选择、怒气冲冲地再说一遍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答案。在心里哀叹：中国的信息化程度太需要提高了！如果能在机场第一次询问这些信息时，直接录入电脑建立个人信息存档，然后与医院共享，不仅省了这么多医生和隔离者的精力，还能节约许多纸张。
又在一次半睡半醒的迷糊中被楼道传来的喧哗声吵醒。竖起耳朵，我听到楼道有声音在喊：504的病人没啦，糟糕啦，有个病人不见啦，504的病人跑啦！
牛啊，真有勇气！我爬起来站在窗口看，楼道的喧嚣声渐远，什么都看不见。站在门口我也充满夺门而出，飞奔回家的冲动。但门后贴着不许离开病房的“告患者书”。又沮丧又憋闷，我回去床上继续睡觉。
大约6点多，终于来给我抽血和提取咽喉唾液。抽血时，医生说：不错，你很镇静。提取咽液时，医生说：天哪，你怎么这么抗拒呢，一点唾液而已。
我黑着脸问医生：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24小时之内吧。”医生说。“什么？！！”我再次狂怒起来，“不是说10多个小时嘛？怎么又成24小时了？你们怎么都像骗子似的，刚开始说两三个小时，后来说10多个小时，现在又说24个小时！难道我明天还不能走？！”
“血液和唾液都要送到疾控中心去化验，然后等他们把化验结果送回来。结果不送回来，我们也只能等着。”
我要疯了！怒不可遏。
6点半，护士隔着小窗户放进来晚饭。一盒米饭，一盒菜，一瓶农夫山泉。菜是东北乱炖，土豆炖鸡肉，茄子炖黄豆。饿极了，我狼吞虎咽，对滋味浑然不觉。
这疲惫漫长恼怒的一天从晚饭后安静下来。护士、医生，再没有任何人到来。这小小空间仿佛没入深海，被整个世界遗忘，无声无息地有些瘆人。
（三）
早餐随着清晨到来。白粥、两个包子和一个鸡蛋。只在这狭小空间里挪动，体力几乎没有任何消耗，让我从昨晚那餐之后开始食欲不振。
我的精神状态也像食欲一样愈发萎靡起来。房间里唯一的电器设备是床头的电视和电话。因为被子和枕头都被固定在床上，我只能扭着脖子看床头的电视，且有线效果不好，很多台都音像不全。于是，放弃电视。电话也打够了，昨天已经通报了所有需要通报的亲人爱人和同事。
不能上网。只能看书了。躺在床上看颇不舒服，坐在唯一的一张硬板凳上，更不舒适。换遍房间里各个位置、各个姿势，也找不到一个舒适读书的地方，我开始忿恨被关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怀念我闺房那个绿色柔软的沙发。
房间的空气也变得压抑起来，好像低气压，憋闷地好像头被人压进水底，无法畅快呼吸。沮丧之极，我发短信骚扰男友：我要死了。我要回家。我想喝热茶。我想吃水果。男友后来说，他当时看到这些短信简直心如刀绞。
时至中午，我从沮丧变得越来越烦躁，暴怒，接近崩溃边缘。终于，护士再次来测体温时，我发作了：化验结果什么时候出来？！！！我温度都这么低了，其他任何症状都没有，还不让我走。说24小时结果出来，现在过多久了？我觉得我快要死了！我本来没有病，在这里都要被你们憋出病来了，这空气太闷了，我受不了了，快喘不过气了！
护士安静地听我发作完，说我只是护士，不知道医生的安排，也不知道那边化验的进展，我帮你去问一下，看什么时候结果出来，你多休息下啊，你怎么不看看电视呢？我帮你打开电视吧？
不要！我不喜欢看电视！赶紧去问下我的化验结果，再呆下去我要死了！我冲着护士大吼。
护士说好，然后出门。出门时我听见她用对讲机说：502的病人现在情绪很不稳定，请注意观察。。。。
最后一次测体温和血压心跳时，医生说：你有颗运动员的心脏啊，每分钟跳64下。“那我什么时候能走？？”我没好气的问他。不久，床头音响传来声音：程明霞，你的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请你开始收拾东西，过一会护士会去房间接你出院。
哇哈哈！世界瞬间从阴转晴。我打电话给男友：我被释放啦，马上就可以回家啦。他说：真的啊？太好啦！我就快到医院啦，给你带了水果来。
走出房间时，我要护士给我一个新口罩，被护士拒绝了：你既然没事，就不用带口罩了，就拿着那张化验结果单就好了，拿这个才能出这个大楼，我们护士都出不去。
我所有的怨恨和愤怒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心中涌起对这些护士和医生的同情，也夹杂对自己暴虐脾气的小小内疚。记得昨天两个到我房间来的护士中，有一位大概是新手，或者实习生，另一个问她：你怎么了？她答：没什么，只是这身衣服太厚了太闷了，我全身都是汗。问者说：唉，就是这样的，时间长你就习惯了。
她们那一身层层叠叠巨厚无比的防菌服和防菌面具，即便在阴凉的病房里也让人觉得太沉重了。我看不到她们这幅武装下面的面孔和身躯，但听她们温柔悦耳永不生气的声音，料想她们一定也都是面容姣好，身材妖娆的。那个男孩是对的，她们应该获得尊敬。
在电梯里，我和丹麦回来的小伙重新相遇，还有另外一个矮个子黑人，我们三人一起出院。我帮黑人做翻译找到了他的同伴，他打车扬长而去。丹麦小伙告诉我，他从进病房后，体温就低到36度，昨天下午他还跑出去到医院草坪上散步，被护士打手机叫了回去。
果真是你啊！我惊呼。我说我听到护士喊有病人跑掉时，就估计是他。可是，那个澳大利亚回来的男孩呢？我问护士，昨天跟我们一起送进来的那个年轻男孩呢，怎么没跟我们一起出来？
护士的声音从面罩后面悠悠地传出来：“对不起，我们不能透露任何病人的信息。”我和丹麦小伙面面相觑，他不会确诊了吧？。。。。愿他平安。愿所有人平安。
走出住院大楼，摘掉口罩，我看到2009年儿童节这天的北京，天高云淡，阳光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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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东莞市副市长江凌
程明霞 东莞报道 2009-6-13江凌的名片上印着一个鲜艳的东莞市LOGO，下面写着“国际制造名城，会展休闲商都”。名片背面对应这句话的英文则是更简单的“Manufacture & Expo City”。
正是制造业与出口成就了今天的东莞，也正是因为制造业与出口，让东莞成为这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曾经如雪花般从海外飞向东莞的订单，自去年底开始陡然零落起来，让这座城市无数间繁忙了多年的工厂，开始变得空旷。
江凌是这座城市的副市长。作为东莞市委常委、排名第二的副市长，江凌分管东莞的经贸、口岸、旅游、打私等事务。他说，在东莞，其实政府历来很少干预市场，但这场金融危机，让东莞市政府和企业亲密起来，“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进行适度的干预，我们认为是必要的。”
这或许是东莞唯一被这场金融危机改变的地方。而在更多方面，东莞都不为这场金融危机所动——即便高度依赖海外需求、即便欧美市场持续疲软，江凌毫不含混地说，东莞仍然将一切围绕制造业、坚持出口、并坚定地抢占并抓牢欧美市场。
近日接受本报采访的江凌说，媒体对东莞的报道夸大了金融危机对东莞的影响，东莞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目前状况良好。
经济观察报：去年以来我们经常看到关于东莞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工厂窗户被愤怒的失业农民工砸碎的报道，那么东莞目前的状况怎样？
江凌：金融危机发生后，媒体对东莞有很多报道，这些报道让外界对东莞得出两个印象：第一，金融危机造成东莞大量企业倒闭，就是他们所谓的“倒闭潮”；第二，大量企业倒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劳资关系非常紧张，给东莞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从东莞的实际情况来看，包括我掌握的整个广东省的信息，这两个印象都是不准确不客观的。这些状况并非不存在，是存在的，但是因为媒体单一集中报道一些个案，就把个案放大成好像是东莞整体的状况了。
拿企业倒闭来说，过去十几年，东莞的出口企业每年都会有5%左右倒闭，同时也有超过5%的企业新建起来。目前东莞的出口型企业大约有1万5千家，去年倒闭的是860多家，比起2007年倒闭的，增加了70多家。
但是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没有做这种对比，只说2008年东莞有近千家企业倒闭。这给人的印象是，金融危机造成东莞企业大量倒闭。还有个别在业界很有知名度的企业，其实是由于他们个人经营失误造成企业倒闭，比如某玩具厂就是这样。但媒体有段时间集中报道它，给外界的印象是金融危机造成东莞企业的危机。
客观的说，其实金融危机对东莞最大的影响，并不是一些企业倒闭，而是大量没有倒闭的企业，面临订单和生产量大大减少的局面，这是最突出的问题。
从就业来看，从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因为金融危机，东莞的就业岗位累计减少了60万个。东莞原来整个的用工数量是600万，也就是减少了10%。根据我们的调查和统计数据，就业最困难的时候是在今年的2月下旬和3月上旬，当时的就业岗位严重不足。
但是从4月开始，就业岗位就开始逐步回升了。到5月中旬，市场上的就业岗位基本保持这个局面，没有再减少。目前，因为金融危机失去工作回家的那些农民工，现在重返东莞的基本可以找到工作岗位。其中纺织行业的回暖最明显，一些纺织企业还出现了招工难的状况，难以找到熟练的车缝工。
至于你提到的，工人和企业主之间发生矛盾后采取的一些过激行为，其实一直都存在，它不是普遍现象，只是极个别的案例。其实，金融危机对劳资关系的影响，并没有新《劳动合同法》那么大，劳资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是去年1月份《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之后。2008年东莞市劳资纠纷的案件，比2007年同期上升了一倍。但是2009年以来，劳资纠纷案件已经大大减少了，2009年第一季度比2008年同期下降了20%，目前劳资关系比较稳定了。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对东莞的影响并不大？
江凌：东莞是一个对外依存度非常高的制造业城市，东莞生产的产品主要用来出口，而且主要面向欧美市场，这两个市场占东莞出口产品总额的70%左右。所以这场金融危机，对东莞这种结构的经济体，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订单大幅减少，去年第四季度的订单比2007年同期减少了40%左右；第二就是企业借贷困难，现金流出现问题，流动资金压力很大。
但是危机发生后，东莞市政府的反应很迅速，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企业应对危机。其实在我们东莞，政府历来对市场的干预是比较少的。但我们认为，在目前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进行适度的干预，支持企业度过危机，是有必要的。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
首先，我们公务员都下到各个出口企业，了解他们实际的困难，特别是把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帮扶企业的政策，都传达给他们，让他们增强应对危机的信心。
其次，政府把企业的一些费用阶段性地减免掉了，同时建立了保税物流中心，这些都是为了帮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减轻企业负担。
然后，市政府还帮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解决他们融资难的问题。市政府从财政拿了10个亿的资金，制定了一个融资计划，通过贴息、承担银行部分风险的方式，让银行更愿意把钱借给企业。这个做法的效果非常明显，从去年10月启动这个计划到现在，两个季度以来，已经有1200多家企业获得了260多亿的贷款。应该说对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最后，我们也协助企业拓展新兴市场，包括国内市场，以及欧美以外的其他海外市场。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现在看来，虽然金融危机对东莞的影响很明显，但东莞的状况总体还是比较好的。
经济观察报：东莞政府这么多措施都是帮扶企业的，那么对工人，尤其是没有东莞户口的失业农民工，东莞市政府有没有什么帮扶措施？
江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对危机的举措是全方位的。但我们认为，把企业的生产经营稳定住，这是一切的核心。我们觉得，只要企业稳定住了，其他的就业问题、社会问题等等，就更容易解决了。
当然，在金融危机蔓延的情况下，我们也感觉到，无论政府和企业做什么，因为市场在持续萎缩，所以就业岗位的大幅减少是必然的。所以政府就必须有支持失业者的举措。
刚才说了，从去年第四季度金融危机开始，在东莞，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有60万人左右。这些人主要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应该说，这部分人离开企业，对东莞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东莞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的区域，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批从东莞企业离开回到家乡的农民工，有很多在他们当地找到了工作。而对那些还没有和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因为工厂困难，没有活儿做的工人，我们鼓励企业要发给他们最低的生活补助。我们也鼓励企业尽量以培训等等方式，将工人留在企业，不让他们成为社会上的失业群体，增加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东莞不仅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滞留在东莞的情况，而且最近两个月还出现了部分企业招工困难的情况。我相信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逐步恢复和好转，会有很多回到家乡、回流到内地的工人，会陆续再回到东莞的工厂里工作。
经济观察报：所以你对东莞度过这场危机很乐观？
江凌：对东莞的整体状况，我可以给你三个基本的判断：
首先，东莞的产业主体并没有因为这场危机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尽管很多企业受到了影响，但产业主体，特别是有实力的企业，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最令我们欣慰的就是，这场金融危机并没有造成东莞的大量企业倒闭。从倒闭企业数量来看，只占全部企业数量的5%多一些，跟往年的比率大体持平，没有太大差别。
其次，目前企业的心态，从去年第四季度的比较彷徨，比较不安，已经变得比较淡定，比较从容。对危机看的比较清楚，对应对危机，对企业的未来，都普遍比较有信心。你今天也看了两家企业，这些都是传统的制造业，受冲击最大的行业，我想你能在这些企业感受到他们的信心。现在企业普遍有这样的看法，如果甲型流感不至于在全球大蔓延，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的话，我们基本可以下这样的判断：这场金融危机对东莞造成的影响，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从我的判断来看，这场金融危机虽然对东莞有一些负面影响，但也有非常积极的一面。而且这积极的一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东莞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正处在一个结构需要调整、经济需要转型的关键时刻。这场危机客观上带来的行业洗牌，优胜劣汰，有利于东莞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所以说，对我们正在转型中的东莞来说，这场危机有很积极的作用。
经济观察报：你的名片上印着东莞的LOGO和口号：“国际制造名城，会展休闲商都”， 那你反复提到东莞的转型，是意味着这两句口号会改变呢，还是永远这样？
江凌：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这两句话：“国际制造名城，商务休闲都市”，它既是东莞现在发展的基础，也是东莞未来的走向和基本的定位。
东莞是个制造业城市，但从目前的产业实力来看，我们觉得还算不上是一个“制造业名城”。因为我们现在拥有的，只是制造业这个链条上简单加工的工艺，从整个链条来说，有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再到营销，东莞目前还没有这个完整的产业链。所以我们下一步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也就是转型的方向，不是要放弃东莞作为一个制造业城市的定位，而是要依然围绕制造业，把我们的制造业继续做大做强，同时，把与制造业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会展业、物流业、专业设计等等都发展起来，来更好地支持东莞的制造业。
经济观察报：前不久，广东省的领导亲自带队去周边省市推销“广东制造”，帮广东的出口企业拓展国内市场。但今早东莞一家鞋厂的老总告诉我，他觉得欧美市场复苏只要一两年，但占领国内市场需要五到八年。他们似乎对拓展国内市场不是很积极，而是更愿意坐等欧美市场复苏。那么东莞市政府对此是什么态度？
江凌：我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欧美市场仍然是东莞企业最重要的市场。我们不仅不会放弃这两个市场，而且会继续不断提升我们在这两个市场的竞争力，尽量抢占东莞企业在这两个市场的份额。
但同时，我们也鼓励企业去积极拓展国内市场，以及欧美之外的其他新兴市场。这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我们希望企业能分散市场风险，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至于因为一个市场的萎缩，给企业造成致命的影响。其次，我们认为，在未来三五年，欧美市场要回到泡沫时代的那种消费水平，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东莞的企业最好能利用目前过剩的产能，来开拓其他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内陆市场。更为重要的是，东莞企业需要转型，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从简单加工到研发设计销售一体化。而借助成长中的国内消费市场，来实现东莞企业的转型，我认为是个很好的渠道。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东莞企业拿欧美市场当“现实市场”，拿国内市场当“战略市场”。“战略市场”的涵义就是，你需要在这个市场做长期的打算，以后在这个市场获得丰厚的回报。
但我要强调，我们绝不是要把市场重心从欧美转到中国来，而是在不放弃欧美市场的同时，拓展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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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霞 东京报道 2009-6-2
还有比日本更惨的吗？刚刚从自己制造的泡沫噩梦中艰难地苏醒，又瞬间被美国制造的泡沫推入更黑暗的深渊。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日本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为50多年来的最差，GDP首次连续4个季度增长为负，深陷衰退泥潭。
“这还用预测吗？毫无意外，日本将在今年底跌出全球前三大经济体的梯队，被中国超越。”日本经济新闻社评论员太田泰彦告诉本报，日本脆弱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能持续，“几乎所有其他行业，都是依附汽车和电子这两大行业而生存的，而这两大行业又主要依赖欧美市场。”
称霸全球、占据美国市场第一把交椅的日本汽车业巨头丰田公司，在去年底遭遇公司71年以来的首次亏损。“我们正面临公司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丰田公司海外部担当中冈昭彦对本报说，“如果我们在中国市场的表现更好一些，也许我们现在的处境会稍好一些。但是在中国市场，本田比我们做的好。”
42岁的日本众议院议员古川元久，是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的资深党员，他所代表的辖区，正是丰田公司的总部所在。古川告诉本报，日本大公司的艰难处境，深刻影响着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日本的‘成功故事’曾经有一个经典模式：考上最好的大学，毕业后进入最大的公司，然后一辈子在那里，不断的升职，成为‘成功人士’。”古川说，但这条“黄金法则”现在已经失灵了，勤奋聪明的年轻人在父母巨大的花费下，读完了最好的大学，出来后却找不到工作。那些实力雄厚、全球扬名的大公司，现在都在裁员。
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短短半年时间，日本的失业率已飙升至4.8%，逼近当年泡沫破灭后5.5%的历史最高。日本一家救助城市流浪者的非政府组织创办人稻叶冈告诉本报，“如果你一直在东京生活，就能明显看到这个城市从去年以来多了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曾出任日本驻意大利与俄罗斯大使，也在日本驻华大使工作过的渡边幸治，从政府退休后在日本国际交流中心工作。他告诉本报，几天前见到财务省的一位高官对他透露，“政府现在正千方百计将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不让它超过当年的历史最高。”
但作为在野党的古川，则对现政府对抗经济危机的举措大肆批判。他认为，麻生政府现在的所有举措，都是期待能短期见效、却会造成长远后患的做法，而没有进行任何痛苦但是长远受益的经济结构改革，“这些举措显示了麻生政府的恐惧，他们无比担心在今年下半年的选举中失去政权。”
这场金融危机或许将带来日本政坛的巨变。现在民意与预测都显示，已掌控政权超过50年的自民党，很可能在今年下半年的选举中输给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作为有望上台执政的民主党党员，古川告诉本报，“日本需要的是一场像当年明治维新一样的巨变。”
“那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我们不再穿和服，换成了西装，彻底西化。”古川说，“如果我们的政党执政，也将推行巨大的变革。也许现在日本需要回来，重新成为亚洲的一部分。”
而供职于现任政府的日本财务省官员门间大吉则告诉本报，虽然日本目前的问题“很亚洲”——都没有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但是却因为高度依赖出口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但日本的出路也许会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同，“短期而言，我们希望中国市场持续增长，但长远来看，我们还是依赖于欧美市场。”
摩根斯坦利日本部执行总裁罗伯特•艾伦•弗莱德曼（Robert AlanFeldman）在日本已经工作生活了20多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他说日本即将到来的大选会剧烈地影响日本经济的前景，但日本的政局和经济形势一样模糊不清。
“这两大政党中都有很多聪明人。”弗莱德曼告诉本报，“但他们的经济却搞得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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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日本财务省国际局担当门间大吉
程明霞 东京报道 2009-5-29“我叫大吉，意思是最好的运气。如果你抽签，大吉意味着上上签。”日本财务省国际局担当门间大吉对本报这样介绍自己。然而，就在接受本报采访的当天上午，大吉刚刚收到一个“下下签”——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009年第一季度的经济状况，跌至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差水平：连续4个季度的GDP负增长，说明日本深陷严重的衰退泥潭。
5月21日，主管国际经济事务的门间大吉在日本财务省的办公大楼里接受本报采访，从日本的经济现状说起，表达了日本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判断和态度。
关于日本经济
经济观察报：日本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这么差，在你预料之中吗？
门间大吉：今天一大早，我匆匆看了下数据。按年比，GDP是负的15.2%增长，按季度比，是4%的负增长，情况非常不好。但我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这组数据更多的细节。
从日本的金融业来说，我们的金融机构很少有所谓的次级债产品和资产，所以，日本的金融业因为次级债产品遭受的直接损失，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日本经济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却非常大，主要是对出口业的冲击。日本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汽车与电子产品，这两个行业在金融危机中的状况非常严峻。
从我们2008年的经济状况来看，日本GDP中60%是消费，而且这部分相当稳定，投资占10%多，出口占20%多。而出口这部分在金融危机后下滑了40~50%。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经济增长都是负的。
但是，具体来看贸易的数据，虽然现在为止，出口和进口都萎缩的很严重，但是出口的萎缩速度要比进口慢。所以很多人乐观的希望，到今年下半年，我们的出口能恢复正增长。
而目前还很稳定的占GDP60%的消费市场，会不会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因为经济下滑、消费者心理等原因而受到影响，在下半年开始萎缩，这是我们很担心的。这就是日本政府已经三次推出经济刺激方案的原因。
最新的一次是4月初，我们推出了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占到日本GDP的3%。我们非常希望这些举措能缓冲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但状况究竟会怎样，还得看下半年经济的走向。
经济观察报：如果下半年的状况还很糟，日本政府会继续推行经济刺激计划吗？
门间大吉：日本政府的赤字很严重，负债非常高，我们欠OECD国家很多钱。所以很多人对日本的未来忧心忡忡。
我们不希望这种忧虑的情绪影响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不管你怎么刺激，如果消费者为未来担忧，市场就摆脱不了低迷。所以，我们在公布经济刺激的方案同时，也推行对消费者的各种支持和保障措辞，稳定人们的生活和情绪。短期内，我们必然是高赤字、高负债的，直到我们基本从这场危机中走出来之后，政府再开始为削减赤字而战。
经济观察报：日本国内现在正在争论消费税，一方认为应该降低消费税，鼓励居民多消费，以提振国内市场，另一方认为，应该提高消费税，因为政府赤字太大，需要更多财政收入。请问你站在哪一边？
门间大吉：政府确实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但其实消费税在日本的财政总收入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提高或者减少一些消费税，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最大的收入是来自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要想大幅增加收入，最好是提高这两部分的税率。
但是，提高企业所得税可能不是个好选择，因为这样就没有企业在日本投资了，连日本本土的企业都会跑去别的国家了。所以，比较可行的是提高个人所得税。
消费税可能是不会下调的。如果政府需要提振国内市场、刺激居民消费的话，反而应该提高而不是减少消费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居民预期你明年可能会降低消费税，他就会先存着钱，等到你降低了消费税才去买东西，而如果他们预期你明年要提高消费税的话，就会在今年趁税率还没有提高的时候，赶紧多买东西。所以，在目前的形势下，降低消费税不是理性的选择。
而且，日本的消费税只有5%，比起欧美国家的20%以上，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从长期来看，我想消费税必然会提高而不是降低。
关于美国金融危机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的救市举动？你觉得日本“失去的十年”留下了什么经验教训？
门间大吉：当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美国和欧洲兄弟给我们支了很多招，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要去救银行。但是现在美国自己可不是这么做的，呵呵。
我个人的观点是，大的银行、整个金融体系的破产，它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背后是许许多多的企业。金融和其他产业不一样，它是经济的血液，它出了问题，整个经济都会被牵连。所以美国现在会救银行。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因为以前破产的都是小银行。
当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银行业陷入瘫痪之后，日本政府对银行开始了非常严厉的管束，总是告诉银行：你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有人说，正是这样造成日本银行业丧失了竞争力，从此一蹶不振，远远落后于美国的银行。而在这期间，美国的银行在大把大把的赚钱。可是呢，在赚了那么钱之后，美国银行现在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所以，到底谁对谁错，谁知道呢？也许，日本的问题是管制太严，美国的问题是管制太松吧。
经济观察报：你说银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不应该让他们破产。那么，如果日本的两大支柱产业，汽车业和电子业同时陷入严重的危机，日本政府会不会拯救他们？
门间大吉：呃……这个嘛，我想，取决于他们的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他们陷入危机是因为他们的管理落后、竞争力不足，所以在市场上生存困难，那么我想政府不会救他们。但如果他们是因为这场金融危机受到牵连，导致他们融资困难，在金融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影响到了企业运转，那么也许政府会考虑给他们以支持。
关于中国市场
经济观察报：中国和日本是美国国债第一和第二大持有国，但是美元贬值很多，前景堪忧。中国政府不久前提议以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代替美元，对此，日本持什么立场？
门间大吉：其实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不仅跟经济实力有关，也跟这个经济体在国际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有关。因为美国和许多经济体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贸易往来和交易行为非常活跃和频繁，这些让美元成为全球市场交易时的首选货币。
所以，我想，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代替美元，不是短时间内能实现的。美元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确立了其国际货币的地位。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经济状况对日本经济有什么影响？
门间大吉：日本非常幸运能和中国拥有紧密的经济联系。在亚洲市场上，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不是单向的，我们都出口很多产品给对方，同时也都从彼此的市场进口大量的产品。很多情况下，我们分别从对方市场进口零部件，然后加工制造后，再出口到美国和加拿大市场去。所以，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双方都很享受和受益的，它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我们双方之间也都没有贸易保护主义。
当然，中日之间经济合作的潜力还很大。中国现在正在提振国内市场，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一旦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增长起来，就意味着它会从整个亚洲甚至欧美市场进口许多产品，那对亚洲和世界而言都是件好事。
经济观察报：你预计谁会从这场危机中最先复苏？
门间大吉：在亚洲市场，中国肯定会是第一个复苏的。我听说中国的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现在已经提高到了40%，这是非常好的迹象。
我希望美国能随后第二个复苏。因为美国是这场危机的根源地，它的问题解决了，对全球经济都是个巨大的利好消息。
但是，无论中国还是美国，GDP也许可以在两年内恢复，资产价格的反弹和恢复，却需要更长时间。这是历史留下的经验。二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过10多次比较大的经济危机，从历次危机来看，通常在一年后GDP就会复苏，但资产价格的回升非常缓慢和困难，起码需要5年时间。当然，不同的经济体遭遇各不相同，日本用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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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霞 发自东京 2009-5-25
离开东京的那天清晨，在宾馆餐厅吃早饭，临桌一位金发碧眼的老外翻完一份当地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Japan Times）之后，自言自语地说：全日本只有两件事，金融危机和猪流感。
在东京的几日，家人朋友同事频频叮嘱，在日本要多小心，那里猪流感正凶猛蔓延。其实我们在东京的几日，每天搭地铁东南西北流窜着访问，并没感觉到这里人人自危。东京的地铁不仅非常明亮宽敞，而且惊人的整洁，我非常纳闷如此拥挤的地铁何以如此一尘不染，沙发坐垫的座位看上去每天都是崭新的。地铁里也并没有很多人戴口罩，即便在确诊病例陡升之后。
而我们在东京的访问对象，无论是日本政客、官员、大企业主、经济学家、记者、非政府组织，都少有人提到猪流感，话题永远是日本的悲惨境地：“毫无疑问，我们的状况非常非常糟糕，而且还要持续糟糕好一阵子……”——这是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会面对的开场白。
但除了这个确定无疑的事实之外，我们的许多其他问题几乎都没在东京找到明确清晰的回复，尤其是我们最想得到答案的问题：日本究竟在自己失去的十年中学到了什么教训？——每次我问到这个问题，都只见对方皱起眉头沉思好一阵子，然后叽里咕噜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于是直到离开东京，我们对这个问题依然一头雾水。
“谈起美国这场金融危机，人们最常提到的就是30年代的大萧条和9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日本失去的十年被反复回顾，以期能避免美国重蹈覆辙。那么，你们自己如何总结那失去的十年，现在回头看，你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当我向日本经济新闻社的的太田泰彦吐出这个问题时，太田拧着手中的矿泉水瓶盖，半晌不说话，露出和其他人一样眉头紧锁的表情，我忍不住说：“嘿，你们国内究竟有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反思呢？我们在东京这几天，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但至今没人给我们个清晰的答案。”
“我们有，我们有，我们有反思的……”太田继续拧着瓶盖、皱着眉头、含含混混地说到。但他之后的回答仍然是日本不能再太过依赖出口等等，并没有具体新鲜的解释。我继续问他，如果日本的出口不可持续，国内市场又已经饱和难以增长的话，日本未来的希望在哪里？太田居然看着我说：“在你啊，在中国！中国市场好起来，中国持续增长，才有日本的希望。我不知道日本人有什么理由担心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中国继续增长越来越强大，日本无疑会是巨大的受益者！”
古川元久算是我们在东京遇到的少有的直率爽朗的人。年轻儒雅的古川是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资深党员，曾任职于日本财政部等多个中央政府部门的古川，现在是众议院议员，关注税收与养老金事务。
初见与他换名片时，他看到我的名片，对着我叽里咕噜说了一句非日语非英语的话，我正纳闷，他用英语跟我说：“我正在努力学中文哦，可是学的还不好。阅读对我而言容易些，但口语太难了。”我恍然，难不成他刚才跟我说的那句不成调的话，是中文？
正在学中文的古川貌似比较亲近中国人，开始提问时他首先转向我说：“程小姐，请！”我直言：“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东京去广州了，但是在日本这几天，有个问题我们始终得不到一个清晰的回复，希望您不会让我们失望，给我们个明确的答案：现在回头去看，日本在泡沫破灭以后，究竟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哦，”古川并没有犹豫很久，飞快地吐出第一句话：“做错了什么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做对了什么，也许要解释起来要复杂些。”
的确复杂。作为执政党的对立党，古川列举了一大把自民党政府做错的事，尤其是自民党政府对农业的保护，而唯一做对的事，在古川看来是对制造业的放手，所以早就了日本汽车与电子制造业的强大。
然而古川和太田一样，将日本未来的期望寄予了许多在中国身上。在美国就听够了中国救美的讨论，在日本我又反复听到中国拯救日本的呼号。古川告诉我，如果他们的民主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击败自民党，接管政权，终结自民党50多年的执政史（从目前形势来看，这很有可能）的话，教育体系的改革会是重中之重，“我会提议日本孩子们在学校除了学英语，还要同时学中文。”
在第二天回复给我的邮件中，他再次提到，“程小姐，中国对日本和整个亚洲都非常重要。我自己会继续刻苦的学习中文。等我下次去北京，我会联络你，希望那时我的中文有进步。”
“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我想我是该开始多学习些关于中国的知识了。希望您能常常给我上课，告诉我中国国内的状况……”太田也在给我的邮件中写到，他同时说，“我想你们明天离开也许再好不过了，现在猪流感蔓延，逃离东京是个好选择……”
即便在一个晴朗明媚的清晨离开，日本在我眼中仍然是一片灰蒙蒙的迷雾。这个文化独特、民族性鲜明、经济实力强大、政治地位边缘、现在深陷泥潭的岛屿民族，它的来路和去处都显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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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霞 发自东京 2009-5-19
周末清晨的东京街头，满是晨跑的人，你追我赶的仿佛是一场马拉松比赛。下午6点多，当我们结束一天的访问返回酒店时，路边还有许多跑步的人。
“天哪，难不成他们跑了一整天？”我开玩笑说。在纽约、华盛顿，也是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能遇到穿越街道跑步锻炼的人，但是，像东京这么络绎不绝的跑步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突然间我想到——于是，我在本子上写下“村上春树”四个字给日本领队看，我问她：东京是不是一直就有这么多跑步锻炼的人，还是因为日本畅销书作家村上春树的新书，《当我谈论跑步的时候，我谈些什么》，让东京突然间多了许多跑步者？
领队小姐看来不是村上春树的粉丝，她看看这个名字，用日语念了一遍说：哦，是的，他是个作家，但我不知道他最近写了什么有关跑步的书，我也很少这么早起，这么早下班，不知道东京是不是一直这么多跑步的人。
不只是从早到晚络绎不绝的跑步者，东京的很多东西都让我们初来者惊奇，尤其是从夏威夷来到这里。相比夏威夷的宽敞、随意、散漫，日本的狭小、规整、严格，让我们一行诧异到甚至有些不适应。
夏威夷绿树成荫，植物茂盛高大。东京也是个郁郁葱葱的城市，绿化远比北京好，树木、草坪、各种颜色鲜艳的花，遍布在街道边、屋檐下，只是——整个的小了一号。“这里的树，等于1/3夏威夷的树。”泰国的吉娃莫说。
还有汽车。夏威夷满街都是宽敞的越野车，比如我们的项目领队就是一辆三排座的越野车。而在东京，不仅很多私家车是两排两位的很小的车，甚至停在超市门口的货车也都很迷你。
还有房间。看着路边那些挂着一两片布门帘的小吃店，高大的詹妮弗说，天哪，太可爱了！这么小的门我能进去么？我在我房间的浴室里几乎不能转身，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巨大。
最鲜明的对比，在我看来是垃圾桶。我仍然记得我初到美国时，首先被雷到的是他们的垃圾桶。无论是芝加哥机场卫生间的厕纸笼，还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会议室后面的废物桶，都无比硕大，远超国内同等垃圾桶的尺寸。尤其是会议室后面的垃圾桶，几乎跟我在北京家里小区楼下的公共垃圾桶一样大。而且，这么大的垃圾桶，经常在会议中间、午饭过后就塞满了整整一大桶。——这是美国人消费旺盛的最一目了然的证据。
而在东京我们下榻宾馆的卫生间，那个小小的厕纸笼，只比我在北京家里放在写字台上的废纸笼大一点点。——这是日本人节约的体现。而且， 在日本街头无论男女很少有胖人，不像美国随处可见超级大胖子。这也是日本人饮食健康与节制的结果。东京地铁有一些电梯非常狭窄，印尼记者安株开玩笑说，“日本人不让美国人坐电梯，这么窄的电梯美国人的体型根本上不来，只能去爬楼梯。”
除了空间上的节约节制和规整，日本人在时间上，在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也都非常严格而规整。在夏威夷习惯了每天穿着拖鞋和松松垮垮的T恤去上课的我们，在日本被要求必须着商业正装去访问，而且绝对不能迟到，也不可能多拖延一分钟。
泰国记者吉娃莫忘了带上印有她名字的胸牌，心想反正大家都熟识，每个访问对象也都有我们每个记者的背景资料，没带胸牌没关系。但是日本领队对着吉娃莫一个90度鞠躬、头很低、但很坚决地用硬邦邦的英语说：Please！（请带上！）
我穿着房间的拖鞋去宾馆餐厅吃早餐，被招待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挡住，用日语叽哩哇啦很激动地说了一通，看我一脸茫然，他飞快地转身然后跑回来，拿给我另外一双拖鞋换上，才让我进去吃饭。我纳闷了，不都是拖鞋么，干嘛非让我穿你的那双。后来听同伴说，很多日本人家里，去卧室、起居室、餐厅都有不同的服饰要求，在卧室穿的，绝对不能在餐厅穿。宾馆餐厅除了严禁吸烟，还严禁打电话，手机跟香烟一样，被划上一个大大的斜杠。
这些我还都愿意入乡随俗，唯一无法接受的是，他们多一分钟的时间也不给。在美国，我们都习惯每次嘉宾讲的比较简短，然后会留大把时间给听者提问，在时间到了之后如果还有人举手，会说：好，那么我们最后再回答两个问题。但在日本，每个嘉宾说到最后通常只剩5分种提问时间，而且一旦时间到，不管有多少人迫切举手还有问题，他们多一分钟也不会给，立刻撤人。
“因为日本是这么狭窄的一个岛国吧，所以珍惜空间，一切都很小，很规整，很严格。”早饭时，我跟同伴格雷姆，《大西洋月刊》的编辑说。他说：可是，英国是个比日本还小一些的岛国啊，英国的房子和垃圾桶，可不是这么小的。英国的车也都比较小，那是因为欧洲的汽油消费税非常非常高，鼓励人们都买小排量的车节约能源。
日本确实有很多归于其文化和民族性的独特之处。比如在欧美，被减薪的员工会罢工、被裁员的失业者会游行，向老板和政府施压、表达不满、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且通常经济状况恶化，也会导致犯罪率攀升。在日本却不是这样。
泡沫破灭与去年的金融危机，都导致日本失业者激增、无家可归的人在东京各处游荡。但是，这些失业者和流浪汉，并没有增加日本社会的不稳定性，日本很少社会动荡不安。好几位日本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告诉我们，因为日本人在被公司裁员，失业之后，一点都不会埋怨政府，不会埋怨经济形势不好，而只会自责、自卑、深深地羞愧，觉得都是因为自己的无能才会丢了工作，无法负担房子和生活，这不是任何其他人的错。
正因为这样，日本的失业大军、流浪汉，虽然数目激增，却一直是城市中悄无声息的一群人，四处打零工，在饿得发疯、实在别无选择时，会低着头去救济处领一碗米饭吃。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在救济处领取米饭时是多么的秩序井然。——队伍排的非常整齐，没有人拥挤，吵闹，争抢，就是按照队伍一个个走上前，头埋的很低拿过饭碗，匆匆离开。而且他们大都衣着规整，虽然衣服已经脏到看不出颜色，而且有浓重的臭味，但很少人衣服穿的歪七扭八。
“日本人的自尊心非常强，失业的人非常自卑，但又守卫着自己的骄傲和尊严，所以，在帮助他们时，我们不能说，你快去领饭吃吧，或者，我帮你找到一个活儿。”救济处给流浪汉发放米饭的一个NGO组织的领导告诉我，“我们只能跟他们说，嗨，我们这里现在有这些、这些、这些，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有兴趣，可以来看看哦。”
在救济处领取米饭的很多人都带着口罩，既防止流感病毒，也遮掩着他们自尊受损的脸。泡沫破灭后日本沉沦的十年，那些生活艰难的人，就是这么默默地、艰辛而规矩的度日。
那么，这样一群隐忍、克制、中规中距的人，会将这个岛国带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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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霞 发自东京 2009-5-18
清晨6点的夏威夷，阳光已经很热烈，高大挺拔的植物在低矮而湛蓝的天空下生机勃勃。我们就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早晨离开，飞跃太平洋去另一座岛屿。
星期六早10点半的飞机，到达东京时，是星期天的下午2点半。听起来似乎我们在宇宙中漂浮了一天多，其实飞机只飞行了8小时。那消失的一天，是时差所致。
这莫名其妙失去的一天，让我想到日本那所谓“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在飞机上恰巧读到《经济学人》最新一期上的一篇小文章，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对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应对政策非常担心，他在文中发问：美国到底是选择日本呢，还是津巴布韦？——日本，意味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津巴布韦，意味着完全失控的恶性通货膨胀。在他看来，美国未来几年的图景没有第三种可能：要么像日本那样，陷入漫漫无期的衰退泥潭，要么像津巴布韦那样，遭遇极其恐怖的恶性通货膨胀。
曾经以奄奄一息、一无所有的岛国之躯，经短短一代人奋斗而神奇崛起的日本，现在竟然沦为与非洲落后经济体并列的两个极端坏榜样。CBS电视台《新闻60分》的詹妮弗说，她依然清晰地记得，在她读小学中学的时候，每天上课老师都会说，你们要像日本人学习，看看日本人是多么地聪明和勤奋，日本孩子数学那么好，美国孩子都不会做算术题。
“那时候，日本的一切在美国都很流行，书店里全是关于日本的书，很多人都在学日语。大人们都说，日本崛起了，未来的希望和机会都在日本，美国要被日本超越了。”詹妮弗说，结果呢，不久日本泡沫就破灭了，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
“那么，”詹妮弗话锋精巧地一转，现在人人都在谈中国，我们的孩子被教育说，未来的希望在中国，要努力学中文，“中国会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也在几年后成为一个破灭的泡沫？”
这个问题让我几乎一个冷战，会么？不会么？
——It might be。这是我们的结论，也许会。即便强大如美国，坍塌也不过是一夜之间。《商业周刊》的瑞娜说，在次贷危机爆发的初期，很多人说，美国不会像日本一样，不会经历失去的十年，因为我们已经从日本悲剧中学到足够的教训，美国人有能力很好的应对这场危机。结果呢，没过几个月，现在人人都说，美国会比日本还要惨，失去的将不是十年，而是二十年……
虽然现在每个国家都希望除了日本和津巴布韦以外，可以选择C项——China。但提振国内消费、摆脱出口依赖、建立完善有效的医疗社保网络、改革教育体系，哪一项是轻松的任务？在腾飞了30年后，中国的下一个30年，会失去什么，得到什么？
飞机在阴霾且细雨纷扬的下午降落在东京。与阳光耀眼、姑娘们竞相裸露皮肤的夏威夷相比，东京机场一张张藏在口罩下面的脸，让人骤然紧张而压抑。这是我第一次来日本，我第一眼看到的日本，是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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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程明霞 2009-5-14
人生中的很多艳遇，都像浓烈的香水。当时神魂颠倒，欲罢不能，而一旦时空转换，香味飘散，不仅不会有一丝留恋，甚至连那味道也回想不起。被风吹过的记忆里没有任何痕迹。
夏威夷却是一位会让人永远惦记的美女。让人念念不忘的，不是她被波浪雕塑的火辣身材，被骄阳点燃的灿烂笑容，而是她身上那股既热烈妖娆，又清新恬淡的独特风情。那是摄人心魄的原始香气，混杂着阳光、海水、沙滩和茂盛草木的气息。
每天清晨，背靠蓝色海水，穿过绿色丛木，进入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那座陈放着许多奇异古朴雕塑的大楼，都让我心生错觉，恍惚自己还是青春貌美的女大学生，正在人生最好的年纪，地球最美的地方，做最单纯快乐的事。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自序中写道：“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就像女人的风情，花朵的芬芳，容易感受，却很难说出其中的滋味……”
夏威夷就是一位风情万种，却难以言说的美女。她第一眼吸引你的，是她妖娆百转的热带风情：骄阳似火，海水蔚蓝辽阔，奇花异草丰盛蓬勃——这是上天给美女的恩赐。谁说上帝是公平的？在夏威夷的几日，我觉得自己的头发也变得奔放起来，不像在北京城的干枯无力。
但这美女让人真正着迷的并不是这些东西。当烈日蒸发掉身体的欲望，海水吹走琐屑的烦恼，夏威夷独有的闲散、舒适、自由、简单，散发出勾魂摄魄的魔力，让人在她身边流连忘返。
在这里，不用西装革履、衬衫领带、正襟危坐，无论教授、州长或者总统，无论演讲、授课或者组织政党，无论讨论预算、回顾二战或者和秘书谈恋爱。
所以，政治经济学教授穿着松松垮垮的花衬衫、大拖鞋来给我们一班财经记者讲座。
所以，州长在说起不断攀升的失业率时，仍然笑容满面，“人们把夏威夷当做天堂，那么，如果失业不可避免的话，我想没有比夏威夷更好的地方了。”
所以，总统奥巴马在这里被拍到上身半裸的清凉照。
所以，孙中山在这里学会英语，并成立政党走上革命之路。
所以，梁启超潦倒飘零时，在夏威夷与他年轻的助理翻译发生了一段“发乎情，止乎礼”的浪漫故事。
夏威夷没有任何约束，夏威夷有一切可能。
奥巴马的肯尼亚籍生身父亲，当年就是在夏威夷大学就读时，与奥巴马的白人母亲结识的。生下奥巴马两年后，两人离婚。母亲再嫁后，成为奥巴马继父的是一位印度尼西亚人，据说他正是获得了东西方中心的奖学金来到夏威夷读书的。
“看那，奥巴马家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在这里相遇相爱的。”东西方中心的朋友笑着对我们说。朋友们得知我要来夏威夷，第一反应都是：你去蜜月呀？我原本也以为，东西方中心总部设在夏威夷，不过是挑选一个宜人的度假地。现在才知道，这里还真是东西世界亲密融合的中心。
我们驾车在夏威夷首府火奴鲁鲁市穿行，一路经过奥巴马出生的医院、他最初居住的房子、他就读的中学、抚养他的外祖母最后居住和去世的地方。以及他当选总统后回来度假时游泳的那片沙滩，半裸运动的那片草坪，他买快餐的那家日本饭馆，他给女儿买冰激凌的地方。
出生在夏威夷，然后跟随继父在印尼居住生活了几年，再重新回来夏威夷读书度过少年时光，然后去哈佛大学读书、去芝加哥教书、当议员，去华盛顿当总统的奥巴马，说夏威夷是他永远的、最初的家。而他的妻子米歇尔说，如果你不了解夏威夷，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奥巴马。
不知是不是因为这句话，东西方中心的朋友告诉我，他有两位著名的记者朋友现在都在夏威夷写书，一个在写奥巴马的父亲，一个在写奥巴马的早年生活。
我在想，这两位作者在写道奥巴马就读的那所夏威夷著名的私立中学——普纳候(Punahou School)悠久辉煌的历史时，会不会提到奥巴马的校友师兄，另一位总统，孙中山。
130年前，年方12岁的孙中山和母亲远赴重洋，来到夏威夷投奔在这里生意兴隆、事业有成的哥哥。辽阔的海域，繁茂的热带植物，新鲜的空气，简单的夏威夷人，以及普纳侯私立中学好质量的教育，为孙中山此后的漫长人生着上了最初的底色。孙中山一生中的6年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
去夏威夷州长府访问州长时，得知我从中国来，女州长立即说，夏威夷与中国的广东省是友好城市呢。但我当时只顾问她经济话题，回来后才想起该问问她，夏威夷与广东省结为友好，是否与孙中山有关。
后来跟同伴们聊起这个话题，中国通麦教授告诉我，不全是因为孙中山，而是因为最早的移民都是广东过去的，而且夏威夷首府火奴鲁鲁的另一个美丽的别名：檀香山，其实也是源自这段历史，是中国人起的。最早去夏威夷的广东人，从那里贩回了大量檀香木，因此他们给火奴鲁鲁起了“檀香山”这个动听的名字。
另一位中国文人也曾在夏威夷留下故事。当年应清政府要求，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的梁启超，无处可去，飘零辗转到了夏威夷，跟当地华人社团交往。在6个月的夏威夷生活中，不懂英语的梁启超，与他年轻貌美的翻译何小姐日久生情。但在后来，梁夫人已同意他纳何小姐为妾后，他宣称与何小姐“发乎情，止乎礼”。
是呐，一座城市仅有阳光和海滩是不够的，让人向往造访，却不会太过留恋。就像一位美女只有美貌和身材，让人幻想占有，却不会永远沉迷。有了名人、旧事和八卦的夏威夷，在我眼中复杂起来：海水的蓝、草木的绿之外，还有旧报纸的泛黄色；泥土的芬芳、海水的咸味之外，还有历史的潮腐气。
总之，这个美女有味道。从我在飞机上，透过初夏的晨光第一眼俯望这片海，到穿越路边如硕大的倒栽葱般的不明植物，离开这个岛城，她在我舌尖的滋味不停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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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程明霞 2009-5-13
土生土长的美国人Christopher说他早年间初次游历香港时，先是爱上中国食物，然后爱上中国语言，然后爱上中国姑娘，然后娶了位中国姑娘。他的中文是在遇到妻子前在台北和香港学的，遇到妻子后，他的口语和听力开始突飞猛进。长期在香港工作和生活，让他操一口浓重的港台腔，常陪妻子回成都娘家，让他完全听得懂四川话。
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交流中心演讲时，Christopher用的是自己的母语，英语。他语速飞快、手舞足蹈，时不时地冲着我蹦出几个中文词，诸如封建社会、关系、人大代表什么的，然后他会转过头重新用英语对其他听众说：“明霞明白我在说什么。”
他是中国迷，他是中国通，他有个中文名字叫麦智滔。在我们项目开始的第一天上午，他被邀请来给我们做首场演讲，题目是《中式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Sino-Capitalism: China's Capitalist Transition）。
演讲的开头，他先费了些口舌解释他的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这不是个热门领域，而是个交叉领域。我想你们中的很多人大概都没听过这个学科，不了解它是干嘛的。简单说来，亚当·斯密算是第一位政治经济学家，但是，直到卡尔·马克思开始，这个领域才被发扬光大。”说到这里，他看看我，“明霞应该熟悉这个的，对吗？关于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
麦智滔的听众原本应该是8名亚洲记者与4名美国记者。不幸的是，孟加拉国的记者没拿到美国签证，因此只能直接到东京与我们碰头；而新加坡记者因为临行前突然高烧不退，本着于人负责，于己负责的态度，她取消了这趟行程。于是，我们这个记者团在夏威夷集合的只有10人，除了我来自中国，以及4名美国记者之外，还有日本、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各一名记者。
从整个团队碰头的第一天，我就作为中国人的代表常常被打趣。
在超市里，其他同伴都买了很多东西，我只买了水、一只青柠檬和一小罐蜂蜜。于是领队说：“哦，中国人在美国总是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中国制造，中国人一点都不觉得新鲜。”
同行的印度记者是素食主义者，领队问我是否也有忌口，我说没有。于是有同伴说，“当然没有，我听说中国人什么东西都敢吃。”
时间已经过了两分钟，会议室里除了我，其他同伴都还没影。于是项目秘书喃喃自语，“人们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他们是对的。”
在这个团队里，我的名字是明霞，姓是中国。同伴们对我这个中国人的兴趣，远超过对其他亚洲记者的兴趣，也远超过对“中国通”麦智滔的兴趣。麦智滔本该是我们项目第一天的主角。但从他开始演讲，同伴们的问题都纷纷抛向我。
麦智滔提到他在中国的一些有趣的经历，同伴们会齐刷刷地转向我：真的是这样吗？麦智滔谈到他对中国的许多观察和观点，立刻有同伴们插话问我：明霞，你怎么看呢？
同伴们的问题无所不包、千奇百怪。
《商业周刊》的瑞娜问我：中国政府新颁布的医改方案，是否将医疗保障覆盖到了每个中国人？
CBS电视台《新闻60分》的詹妮弗问我：中国人是不是都不用信用卡，是不是只有每月领到薪水之后才买东西，还只买一点必需品，把剩下钱都存起来？年轻的单身女孩，能不能从银行得到贷款买房子？
日本共同通信社的朝子问我：明霞，中国什么时候复苏，恢复高增长呢？日本很盼望中国快点复苏，好拉动日本。
泰国国家新闻集团的吉娃莫问我：《中国不高兴》那本书，你喜不喜欢？听说中国有个富人有5个情人，但是金融危机让决定裁掉4个情人，是不是真的？
……我要晕菜了。
这些问题还好应付。而一些涉及新闻管制、政治方面的敏感话题，我只能把问题转给被晾在一旁的主讲嘉宾了，“这个问题嘛，是麦教授的领域，政治经济学。”
“你真是个外交家，把难题都甩给我。”麦教授半开玩笑地说。我说，“不是啊，我觉得你比我这个中国人更懂中国。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而你旅行过大半个中国。”
在一整天的讨论到最后时，《商业周刊》的瑞娜说，明霞我能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然后我们就可以让这一天美好的讨论结束了，“我想知道，从你今早坐在这个屋子里，就被我们围攻问关于中国的种种问题，你是什么感觉？”
“Ok啦，我很习惯这样了。”我笑答。我说的是实话。即便在去年我参加全球23个国家的记者团，赴美报道总统大选时，任何跟中国有关或无关的问题，我总是被同伴们问：“嘿，明霞，中国怎么看？”
晚上晚餐时，加州电台的记者朱迪端着餐盘靠着我坐下，对我耳语说，“明霞，我觉得还是你更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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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世界始终不偏不倚地正悬于希望与恐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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